《太祖實錄》最早是在太祖去世一年多後的太平興國三年（９７８）正月，命令翰林學士李昉等開始編修的。太平興國五年九月，《太祖實錄》五十卷編修完成後呈送給了太宗。這第一次編修的實錄，《長編》在引用時稱為舊錄或前錄。但是，它明顯地不符合太宗的意願，認為記事脫漏太多。太宗說：
太祖受命之際，固非謀慮所及。？ ？太祖盡力周室，中外所知，及登大寶，非有意也。當時本末，史官所記殊闕然，宜令（李）至等別加綴輯。
於是，淳化五年（９９４），命令李至、宋白、張洎、張佖等編纂太祖朝國史。在此同時，太宗親自對《太祖實錄》進行刪改補充。太祖朝國史剛開始編纂，編修官李至以眼病為理由辭去了史官的職務，張佖也因為是南唐舊臣，不熟悉宋朝史事辭去了修史的任務。結果，由宋白、張洎等擔當了這一工作。在編修過程中，太宗特別降下敕令，凡是已死的太祖朝的功勳大臣的子孫及門人故吏、親戚友好，或者熟悉太祖朝故事製度和後周軍隊中情況的，都要盡量提供材料，供史官參考，以避免在國史中出現謬誤。四個月後，張洎等完成了《太祖紀》一卷進呈給了太宗。隨後不久，張洎被提升為參知政事，不再參加修史。以後，又過了好幾年，太祖朝國史也沒有編修好。太宗對太祖朝國史的編纂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然而，還是感到不滿意。
真宗鹹平元年（９９８），《太宗實錄》完成，第二年，再一次重修《太祖實錄》，這第二次重修的《太祖實錄》，在《長編》中稱為新錄。
關於新舊實錄記事不同的地方，在《長編》的注文中都有記載。其中最明顯的是“金匱預盟”一事，在舊錄中不見隻字，而在新錄中卻作了繪聲繪影的詳細記載。另外，“陳橋兵變”，太祖穿著黃袍，被擁逼著返回開封的時候，曾告誡將領們不得劫掠。對這一點，根據舊錄的記載，是太祖本人說的，但在新錄中則加上“匡義立於馬前，請以剽劫為戒”一段話。非常明顯，這完全是為了美化太宗而添加進去的。
七、疑問種種
對於太宗時代的史官來說，書寫太祖朝曆史是件最為頭痛的事情。當著太宗的麵，有些事不能如實書寫，而這又似乎在良心上講不過去，以致左右為難，不知如何是好。據說濠州知州範杲接到太宗叫他入朝的命令，喜出望外，以為是太宗要提升他，立即日夜兼程，趕向都城。半路上，遇到一名剛離開京城到地方擔任通判的官員，範杲迫不及待地向那位官員打聽：“朝議將任仆何官？”當得知是叫他去擔任“重修太祖實錄”的工作後，範杲竟然驚愕得一下子說不出話來，接著就病倒了，在抵達都城十天左右就去世了。 另一名新錄編修官王禹偁，由於據實直書被罷去史官的職務，貶逐到了地方。為此他寫了一篇《三都賦》，賦的最後寫道：“屈於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謫而何虧。”表示了他堅強不屈的精神。王禹偁還收集了史官為避忌太宗在新錄中未加著錄以及被太宗刪去的十幾條記事，編成《篋中記》一書，《長編》在引用這本書時又稱為《建隆遺事》。在新錄中被增補進去的“太宗叩馬”一事，在《建隆遺事》中則明確宣稱是太祖親自告誡眾將領的。隻是，《長編》的作者李燾認為，《建隆遺事》一書，在內容上有許多矛盾、虛假的地方，不可信；文筆也十分粗俗，不像出自大家之手，因此，推斷不是王禹偁所著。
但不管怎樣，《太祖實錄》重新修訂以後，史官就根據天子的命令，把舊錄藏了起來。到了南宋，連當時著名的目錄學家陳振孫也沒有看到。
太祖實錄的第三次編纂是在真宗大中祥符九年（１０１６）進行的。這次編修的目的，在於調整《太宗實錄》的記事，與新錄在內容上沒有什麼大的變化。
另外，據陸遊《老學庵筆記》卷三記載，張洎等也沒有能完成太祖朝國史的編寫。鹹平中，又組織宋白等再次進行編撰，結果也沒有成功。直到神宗元豐（１０７８—１０８５）中，還命令曾鞏進行編寫，但也隻撰寫了《太祖紀敘論》一篇，而本紀部分還來不及寫好，曾鞏就離開了史館。
根據以上敘述，可以看到，《太祖實錄》經太宗親自刪改，變得對太宗非常有利。特別是製造了一個“金匱預盟”事件，表明太宗對皇位的繼承完全具有正當理由。但是，不管太宗如何不遺餘力地肆意竄改，還是不能完全掩蓋事實真相，反而產生了不少疑問。當時，文人們把在官修的史書中沒有記載的許多遺聞逸事記錄在野史、筆記中。例如《建隆遺事》、《談苑》、《湘山野錄》、《涑水記聞》，等等，這些野史筆記的作者，都像王禹偁所說的，擔心隨著歲月的流逝，有些事情不能傳之後世，而將其記載下來。隻是，這類野史筆記的記事大多根據傳聞，不能完全信賴。所以，有關太祖事跡的真相，就成了“千古疑案”，永遠是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