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她還發表了紀念文章，題目：《我將再起》。旨在弘揚基督教的博愛、寬容、忍耐精神，並表達了她對蔣介石的無盡哀思，向眾人宣示了自己晚年堅定不移皈依基督的信念。這題目倒不新鮮，因為抗戰之初，宋美齡曾寫過同名作品，旨在呼籲同胞抗爭，挽救民族危亡。但此時此地講這種話卻頗令人玩味。
雖然此次返台，大部分時間都坐在輪椅上，但她仍保留著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天主教輔仁大學信托基金會”主席和多個婦女及慈善團體的頭銜，她在台灣仍然有一個根基雄厚的班底。
1986年11月30日《紐約時報》將已經移到社文版的宋美齡報道複原，在頭版登出了宋美齡的照片。照片的小標題和說明文字是：“仍具影響力：蔣介石夫人在美國待了11年後，已返回台灣。”在第28版上，刊出了一則美聯社發自台北的長篇電訊，標題說，蔣介石的遺孀在台灣仍是“一股力量”，其影響力被認為僅次於在中國大陸和台灣領導國民黨50年的她的丈夫。
《紐約時報》的報道並非空穴來風。回台後，宋美齡曾多次接見台灣政要。由於她對蔣家和島內黨政軍人物的深遠影響力，在台灣的政治運行中，自然難免流露出她影響力的痕跡。
有的報道認為，與官邸具有深厚淵源的“勵誌社”係統和宋美齡關係極為密切，甚至官邸的侍衛人員均出自此一係統。蔣經國死後，這些人又活躍了，言外之意，是這些人有宋美齡支持。“勵誌社”確係宋早年創設，從事“服務性”工作，官邸某些事業性工作，也由“勵誌社”負責，惟侍衛一責由軍警係統甄選可靠人員充任。當時“勵誌社”總幹事黃仁霖，確為宋手下大將，她對外的聯係，常由黃仁霖負責。張學良“西安事變”前要見蔣介石，則先通過張群安排，而他要見宋美齡時，則不通過張，必須請黃仁霖先行聯係，由此可見黃仁霖在宋麵前分量之重。
據台灣《縱橫》周刊記述，在1986年她返台前，近半年中，她與蔣經國之間聯絡相當頻繁，除了專人專使的報告，不斷從台北直奔長島外，她經常在每周三上午，國民黨中常會例會散會的時間，直接給蔣經國掛電話，垂詢台北的近況。
鑒於以上議論種種，有些比較敏感的人，都認為她的“我將再起”和以前的“我將再起”，在意義上似乎不太一樣，有著意在言外的暗示作用。那些人士因而認為，蔣經國若是看了這篇文章，心裏一定別有一番滋味。
但是，實際的情況並不是這麼一回事。在蔣經國在世最後的這段歲月，他對權力接班的布局，雖然已經作了一些安排，可是，包括宋美齡在內的人，都對蔣經國未來的權力布局，充滿了惶恐不安的心情。那時，大多數的“宮廷派”人士，對蔣經國選定的接班人李登輝了解的程度仍然相當有限。可是，他們實在對這位台灣的“副總統”是不是能像以前的“副總統”嚴家淦那樣放心，萬一在蔣經國不幸病故後，當一個不戀棧權位的“過渡總統”，則充滿了懷疑。這種懷疑，其實不是對李登輝懷有任何成見和敵意，而是植基於威權時代一種家天下的潛意識慣性，植基於國民黨撤退來台灣的第一代人士根深蒂固的“恐台心理”——怕台灣人掌權之後，尾大不掉，反過來打壓外省人，發生養虎反噬的悲劇。
“宮廷派”人士的憂慮，後來證明不是一種多慮。可是，在當初，當“宮廷派”人士包圍宋美齡，對蔣經國一旦亡故，在權力結構上可能的肘腋之變，不斷提出警告時，宋美齡則是陷入極大無力感之中，她一再向人明白表示，“經國主政，我不便再插手幹涉！”她對宮廷人士提出的看法，盡管心存圖意，但是，她有什麼力量能左右蔣經國呢？
“我將再起”基本上隻是一個小插曲，它沒有辦法改變蔣經國的權力布局，也沒有辦法改變政治舞台台灣人時代的潮流。當宋美齡看完《我將再起》的講稿，並且為草稿簽上自己的名字時，她的腳上已經長滿了靜脈瘤，她的健康雖然沒有明顯惡化的跡象，可是，她站起來的時候，偶爾還需要護士從旁扶持，她即使還有心“再起”，然而，她是用危顫顫的姿勢，站立在世人麵前的。事實已經擺在陽光底下，宋美齡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在政治豪賭的大輪盤中，已經輪不到她下注的機會。
自從此次返台，台灣各界估計她不會停留太久，就會離開台北。因為一些親密人士及團體的“執意挽留”，她一住4年零11個月，及至蔣經國去世後，她才發現台灣並非久留之地，悄然飛向美國。
三、親人紛紛離她去
（宋美齡笑容可掬的樣子
蔣介石去世後，宋美齡的親戚、手足紛紛離她而去，先是姐夫孔祥熙去世，接著弟弟宋子安、宋子文、宋子良、大姐宋藹齡、二姐宋慶齡也相繼辭世。手足之親，親若骨肉，其心痛之感可想而知。1988年蔣經國去世，蔣家王朝在台灣結事，不久宋美齡也離台赴美了。）
1.手足凋零多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