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了盧家伯伯的介紹，雖還沒見麵，爸爸已經對柴部長心生敬意。他預感到，這樣的人，不但能很好共事，還可以因為誌同道合而成為好朋友。他立即向盧家伯伯打聽和柴部長的聯絡辦法。
不久他們就見了麵。第一次談話，柴樹藩部長的聲音低沉洪亮，話語誠懇，如同對老朋友一樣坦誠：“包先生，你的名字早已如雷貫耳。你是第一位華人世界船王，我由衷地佩服！雖說我年齡大你十歲，但在航運專業上，我要拜你為老師。真的，你指揮著2100萬噸的船隊，經驗豐富，我卻是船舶工業的門外漢。上任初，小平同誌就給我明確下了命令：船舶工業要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中國的船舶要出口，要打進國際市場！”
柴樹藩繼續說：
“經過十年動亂，船舶工業同樣受到很大破壞，大部分工廠處於停產和半停產狀態。
現時，航運業度過了最差的1978年，我想，要擺脫困境，僅局限在國內市場是不行的，必須堅決貫徹鄧小平同誌的指示，出口船舶，進軍國際市場。要打開這個局麵，非得你這位船王出謀劃策，鼎力相助了。”
爸爸也是快言快語：
“在英國，華國鋒總理接見我後，我已經有一些考慮，一個是到國內訂船，我的船全世界跑，船隻質量好壞，眾所周知，這就是一個活廣告牌；第二，我可以和國內合作共同組建聯合航運公司，這樣進入香港和世界航運、造船市場都更加方便。這不是為了我自己利益，全是替國家出份錢和力，帶引中國走入國際市場。”
柴樹藩部長激動地提高了聲音：“包先生，我們真是想到一塊了！為走向世界，我們已經在部裏成立了船舶貿易公司，采取靈活的經營策略，發展中國的造船業。
如果有你的支持與合作，豈不是如虎添翼，可以大展宏圖！
包先生，想我已活到70歲了，別無所求，隻希望在有生之年，把中國的船舶工業改革開放搞上去。”
1980年3月15日，爸爸和李伯忠姑父第二次飛往北京，盧家伯伯和柴樹藩部長親自到機場迎接。
柴樹藩部長在人民大會堂專門設宴為爸爸接風。爸爸一貫不大會客套，這次卻在宴會上發表了如下的答謝辭：“我是粉碎‘四人幫’之後第二次來訪問，祖國的變化令人感慨萬分！
我第一次回來是1978年，主要是探親訪友。這次回來，我願意為中國的四個現代化作出貢獻！”
爸爸此次北京之行收獲頗豐，與柴樹藩部長簽訂了聯營協定和向中國訂船的意向書。
《文彙報》記者報道：船王的“收獲頗豐”，除了和六機部簽訂合同外，《人民日報》亦公布：
3月18日，副總理穀牧、姚依林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包玉剛；
3月19日，葉劍英委員長會見了包玉剛；
3月20日，華國鋒總理會見並設宴款待了包玉剛。
報紙報道說：包先生願無條件地捐贈1000萬美元給國家旅遊總局，用以在北京市區適當地址建造一座現代化的國際飯店和辦公樓，建成後歸旅遊總局管理與使用，飯店全部收益和積累，也歸旅遊總局發展旅遊事業。
華國鋒總理，王震、穀牧和姚依林副總理對爸爸這種熱心祖國四化建設的真情和實際行動表示歡迎，也讚同爸爸提出的贈款方式。
另外，還有一個不曾見報，但卻最讓爸爸興奮和激動的事，他終於見到鄧小平了！
爸爸前後與國內簽訂了建造七條船的協定，做了中國造船業之先鋒，實現了鄧小平推動船舶出口的願望。
1980年，柴樹藩與爸爸就組建聯營公司一事達成一致意見，得到王震、姚依林、穀牧三位副總理批準，簽訂了成立國際聯合船舶投資有限公司的合同。
雙方商定，成立國際聯合船舶投資有限公司，合營資本5000萬美元，其中中方為45％（中國船舶工業公司占25％，中國租船公司占20％），外方為55％，當中包括World Finance International Ltd和包家私有公司。此公司是在百慕大（Bermuda）注冊，由爸爸任主席。
1980年4月底，柴樹藩部長親自帶隊赴港，參加國聯公司的成立儀式，並與爸爸一起在香港舉行了隆重的記者招待會。
5月1日，香港《大公報》刊載了一篇題為“柴樹藩從香港滿載而歸”的文章，文內有較完整的評價：“柴樹藩此次率代表團來到香港，可以說是大獲全勝，滿載而歸。他們除了參加‘國聯’（國際聯合船舶投資有限公司）成立大會和第一次股東大會、董事會外，還同香港的金融界、航運界、工商界乃至新聞界的人士進行了廣泛地接觸，並取得豐厚的回報。”
國聯公司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中外合資組成的第一家公司，由於投資規模大，特別引人注目：除中方有國內六機部和外貿部，外方有環球航運集團、香港最大的彙豐銀行（HSBC）、日本一流的日本興業銀行（Industrial Bank of Japan）。這個名符其實的“跨國公司”，對中國船舶工業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