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風雪送來的愛情，差點賠上了父女情
我是1963年1月飛往美國的冰天雪地，在普渡大學讀書。
我21歲大學畢業，在三年半內取得雙學士學位。由於成績優秀，獲得往芝加哥大學攻讀碩士的獎學金，並獲傑出學生獎。
20歲時，媽媽擔心我書讀得太多，將來嫁不出去，打電話來，要我讀完學士後立即回家。
我記住了爸爸從小的教導：要自立，就要有學問。反正我自己也愛讀書，好學。
我告訴爸爸，學費方麵我有獎學金，其他住宿費和雜費我自己會解決，一定讀完碩士才回家。於是我進入芝加哥大學讀社會工作學，專門研究問題兒童。
當然我沒有告訴媽媽，我每天要在學校宿舍的飯堂裏工作，端菜、洗碗，以賺取自己的住宿費和一頓免費飯餐。當然，為省錢，我一日隻吃一餐，所以瘦得很。
那是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芝加哥Rotary Club請所有的外籍研究生赴俱樂部參加講座並舉行晚宴。講座是關於南非經濟的。
當晚我穿了一件藍綠泰絲中國旗袍，外加平日穿的絳藍色毛大衣。為了頭發不被大風吹亂，我特地把長發在腦後盤了個發結，頓使平時略有點假小子味的我，多了幾分成熟與嫵媚。
可能因為風雪太大，有不少客人未能出席，我當時孤單一人坐一空桌，工作人員便把我帶到另一桌坐，恰巧坐在一位身材魁梧、衣著端正、戴著眼鏡的外籍人士旁邊。
因為我們是完全陌生的兩個人，起初隻是有一句沒一句地聊天，我禮貌地多謝他今晚請客。
他有點奇怪反問道：“您為何多謝我？”
我說：“因為你頭發半白，一定是成功的生意人，所以可以做Rotary Club的會員。今晚你一定是其中一位主人。”
他爽朗地笑道：“我隻不過也是像你一樣，一個從奧地利來美的留學生，頭發大概是先天性早白吧，我才28歲。”這人就是蘇海文。
席間，不知是哪個朋友提到我們六個人，曾十個日夜做黑人青少年工作的那件事，蘇海文兩眼放光，驚訝感慨道：“安娜小姐，真想不到身材如此嬌小的你，竟然有這樣的膽量和勇氣，真讓人佩服！”
原來，蘇海文曾在美國南部一所黑人大學任教。別人都說他膽子大，因為他不但是少數的白人教師，也是唯一敢到黑人飯店吃飯的白種人。
當時美國南部活躍著“三K黨”，這是一個臭名昭著的極端種族主義的白人組織。他們仇恨黑人，更痛恨“愛黑人的人”（Nigger Lovers）。他們不但殘酷地燒死過被他們稱為“黑鬼”的黑人，而且還把同情黑人的白人找出來，連同他們的家人一並燒死——所謂著名的“獵找妖怪”（Witch Hunt）。市政府和警察不敢插手管，也不想插手管。
蘇海文，來自奧地利的白種人，卻從來不認為白皮膚高貴，有色皮膚就低賤！他講得很真誠：“我一向認為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絕對沒有種族之分，沒有男女之別！我來自歐洲，從曆史上學到，為種族歧視的理由可以殺死千萬人口。正如希特勒，要消滅所有的猶太人。這種極端觀點，竟成了殺人借口。有的人以宗教為借口殺人，這是人類自衛的極端方法罷了！
我對黑人的處境非常同情，所以我就去黑人大學當教師，想把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識，傳授給黑人大學生，讓他們也能拿起法律的武器保護自己的利益！你可能不相信，我還教黑人美國曆史的。”
我問：“是真的嗎？你來自奧地利，在美國隻不過一年，又知道多少美國曆史？”
“坦白告訴你，我臨時抱佛腳，講課前一天，自己拚命地看書。你還以為講師很了不起嗎？況且，有教育的白種人，都不喜歡到黑人大學裏教書。那黑人的學問水平又如何得以提高呢？”
那一夜，我們一直聊得很晚很晚。
說來真奇怪，我和蘇海文是第一次見麵，卻有說不完的話題。
細想起來，我們有太多的相似：共同的正義感，相似的同情心，同在異鄉為異客的經曆，同是獎學金的獲得者，同樣喜歡簡樸生活，同樣熱愛音樂，追求同樣的理想——用自己的知識，為推動世界進步努力。
後來，這位自我介紹為Helmut Sohmen（我後來替他起名蘇海文）的先生，曾多次來電話約我出去。但因為我常在黑人區工作或去上課，從沒有接聽到他的來電（那時還沒有電話留言服務），過了兩個月後，我意外地收到他的來信，邀請我去一個研究生舞會。我當時忘了他是誰，隻是出於好奇心，應約赴晚會。見麵後才發覺，他就是與我共享免費晚餐的那一個人，也是大我七歲的奧地利人。他與我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富有同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