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達昌於1950年初在東京富國大樓開設“培羅蒙”分店。是年7月，他的身體狀況堪憂，誰來接替自己管理“培羅蒙”？這一嚴峻的問題擺在許達昌的麵前。按照傳統的習俗，一般會傳給自己的親人，或子侄，或兄弟，很少會傳給一個外姓人。但是許達昌對此有著與老一輩截然不同的觀念，作為新一代的紅幫人他已經跳出了家族利益這一狹小的圈子，而是從“培羅蒙”事業發展這一大局出發，他需要的是一個能夠讓“培羅蒙”的事業更加興旺發達，讓“培羅蒙”的名聲更加響亮的人才。這一人才其實他早就物色好了，而且在他還是學徒的時候許達昌就有意地培養他，他就是許達昌的大徒弟戴祖貽。在危難之際，許達昌毅然決定授命戴祖貽接替他掌管日本的“培羅蒙”；更為令人驚歎的是，1969年，許達昌竟然將日本“培羅蒙”所有資產全部轉讓給戴祖貽。
而戴祖貽不負業師所望，全心全意經營“培羅蒙”，不但使“培羅蒙”生意興隆，享譽日本，而且吸引了其他許多國家各界要人名人的關注和光顧。如果說，在香港，許達昌將“培羅蒙”推向了世界服裝舞台，那麼，在日本，戴祖貽帶著“培羅蒙”站在世界服裝舞台上出色地完成了他們的表演。也正因為這樣，戴祖貽被人們稱為“培羅蒙先生”。
許達昌是伯樂，戴祖貽就是千裏馬。日本“培羅蒙”的興盛與戴祖貽這匹千裏馬是緊緊聯係在一起的。
戴祖貽，寧波鎮海縣霞浦鎮戴家村（今屬寧波市北侖區）人，1934年6月，年僅13歲時到上海“培羅蒙”拜許達昌為師。他是許達昌也是“培羅蒙”的第一個學徒，當時店堂隻有紹興來的沈先生和戴祖貽兩個幫手，從早到晚十分忙碌。他時時處處留心師傅的裁縫訣竅，不懂就問，學了就做，廢寢忘食，直到弄懂為止，強烈的求知欲望，使他很快掌握了西服縫製技藝。
當時“培羅蒙”顧客除上海上層社會外，常來常往的還有英、德等國的銀行家，商行的高級職員。為了擺脫語言交流的困難，戴祖貽遵守店堂的規定，到營業打烊後，就刻苦學習英語。由於戴祖貽的聰明和刻苦，因而得到許達昌的器重。1936年起，許達昌先後結識了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幾位達官顯貴，他多次派戴祖貽到南京為這些軍政要員量體訂製服裝。這樣，戴祖貽穿行在南京政府的有關部門和官員的別墅之間，試樣，交貨，度身，接貨，謹小慎微，精益求精，不敢有絲毫懈怠。實踐的磨煉，不僅提升了他的業務水準，也讓他獲得了經營生意的經驗。許達昌有心栽培他，還保送他到顧天雲為校長的上海市西服工藝職業學校深造半年。
經過10餘年的磨煉和積累，戴祖貽不但增長了知識，學到了西服裁剪製作技藝的精髓，而且豐富了人生閱曆，積累了經營之道，這些都為他以後在日本獨自撐起“培羅蒙”的事業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1950年戴祖貽受命於業師後，隨即朝鮮戰爭爆發，來來往往的商人和途經日本赴朝鮮半島的軍人，都看好日本東京價廉物美的成衣業，紛紛上洋服店定製西服。“培羅蒙”很快便在東京眾洋服店中脫穎而出。有了資本以後，戴祖貽便擴充店麵。正在這時候，紅幫名師顧天雲來日本尋找創業的機會。
顧天雲懂日語和英語，裁剪縫紉樣樣精通，戴祖貽以學生和朋友雙重身份盛情邀請他一起管理“培羅蒙”。經過幾年的打拚，“培羅蒙”在東京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戴祖貽經營“培羅蒙”秉承了師傅許達昌的經營之道：注重經營環境、服裝質量，把握商業機遇，還有就是注重名人效應。在日本的“培羅蒙”主要客戶多是生活在日本的外國商界巨頭及外交官員。美國遠東總司令及“聯合國總司令”李密滋將軍等都光臨過“培羅蒙”，日本演員高倉健，體育界王貞治，也都是“培羅蒙”的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