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1年是納賽爾在國際舞台上非常活躍的時期，用他自己的話評價就是“我們的奮鬥已達到了陽光燦爛的頂峰。”像英國的“三環外交”那樣，納賽爾也有自己的“三環外交”，即“阿拉伯環”、“伊斯蘭環”和“非洲環”，三環緊密勾連，相互配合，是由埃及自身的民族特征、宗教信仰和地理位置決定的。
非洲自古以來就是多災多難的大陸，受殖民主義奴役最久、最深。二戰後，世界被壓迫民族覺醒了，非洲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民族解放革命。隨著新獨立的國家越來越多，納賽爾愈發認識到非洲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的巨大潛力。在《革命哲學》一書中，納賽爾這樣提到“非洲環”：
“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置身於目前正在非洲大陸心髒地帶迅猛展開的500萬白人與2億非洲人之間的殘酷可怕的鬥爭之外。我們不能置身其外，有一個重要而且明顯的原因——我們自己就生活在非洲。非洲人民可以繼續得到我們的支持。我們是非洲大陸北大門的衛士，我們是非洲大陸與外部世界之間的紐帶。”
納賽爾認為，非洲要想徹底擺脫身上的鎖鏈，必須聯合起來；隻有相互配合，密切合作才能增強政治、經濟實力和外交影響力。納賽爾積極支持非洲解放運動也有從埃及切身利益考慮的因素，隨著非洲國家作為獨立的力量登上國際政治舞台，埃及有望在抗衡大國幹涉時，獲得更多的支持。在納賽爾的外交體係中，“非洲環”與“阿拉伯環”不是分割開的。在他的頭腦中有一個雄厚的計劃：不僅促成阿拉伯和非洲各自的聯合，而且要充分發揮埃及作為樞紐的雙重作用，最終實現亞非大聯合。
納賽爾對非洲革命的援助起初放在民眾運動上。為此，埃及向許多革命流亡組織提供庇護，並允許他們將總部設在開羅。在這方麵最突出的成果就是1958年初，具有半官方半民間性質的亞非團結運動在開羅召開首次大會，設立了常設書記處，並選舉了一位埃及人作秘書長，顯示出埃及對該運動的領導作用。隨著民族解放運動的深入展開，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掙開了枷鎖，取得了獨立地位。發展國與國間的友好合作以及籌建非洲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逐漸提上議事日程。1958年4月，在阿克拉召開了首屆非洲獨立國家大會。阿聯、利比亞、摩洛哥、突尼斯、蘇丹、利比裏亞、埃塞俄比亞、加納等八個國家出席。會議最突出的成果是通過了“共同綱領”，決定：將整個非洲從殖民主義下解放出來；堅決支持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堅決反對南非種族主義製度；不同任何相互敵對的國際集團結盟；在萬隆會議和聯合國憲章的基礎上製定統一的對外政策；走有“非洲特色”的發展道路等。1960年是戰果輝煌的“非洲年”，僅這一年內，就有17個非洲國家宣布獨立。6月，第二屆非洲獨立國家會議在亞的斯亞貝巴舉行，共13國與會。大會通過了繼續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抗法鬥爭、反對南非種族歧視政策、解散中非聯邦等決議。
非洲幅員遼闊，各國各地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方麵發展極不平衡。幾乎每個非洲國家都是多部族國家，以部族為主體，部族、民族、部落三種族體形式並存。在殖民主義時期，西方列強利用部族繁雜的特點，對各派分割離間，進而強化了非洲人民的部族意識。這種影響至今仍然存在。眾所周知，在當今世界朝著和平方向發展的時候，非洲部族仇殺就幾乎未曾平息過。在麵對共同的敵人，爭取解放時，部族意識可以起到積極作用；一旦外部威脅減弱，部族意識就變成了隻顧自己利益的部族主義而相互傾軋。另外，埃及等北非國家雖然地處非洲，但以阿拉伯人為主，這與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有很大不同。“黑非洲”的許多國家比較願意搞自己的代表黑人利益的國際組織，而將阿拉伯國家排除在外，基於以上原因，納賽爾苦心經營的“非洲環”外交所能得到的報償並非沒有限度。
1960年夏天發生的剛果危機是對非洲團結的第一次重大考驗。剛果於1960年6月30日擺脫比利時統治，宣布獨立。但不久，全國陷入動亂。圍繞著總統卡薩瓦布和總理盧蒙巴的分歧，非洲國家裂縫擴大，分裂成三個主要派別：支持盧蒙巴的卡薩布蘭卡國家，包括納賽爾和恩克魯瑪等人；支持卡薩瓦布的布拉柴維爾和蒙羅維亞集團；還有“騎牆派”。在這場危機中，聯合國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它的關閉電台、機場來“維持秩序”的作法，使盧蒙巴的指揮係統無法啟用而陷於被動，為了取代比利時，美國強迫聯合國承認卡薩瓦布政權合法。12月末，盧蒙巴被捕，基讚加把盧蒙巴派政府遷至斯坦利維爾，繼續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