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辛亥革命本身，以梁啟超為精神領袖的立憲派，也起了關鍵作用：前此半年，他一麵奮筆疾書，聲援四川保路運動、聲討清廷“違法借債之罪”；一麵參預謀劃宮廷政變及“國會請願”，逼清廷兌現承諾。這些信息的擴散，使國人對滿清覆滅有了思想準備。武昌起義事前並無周密策劃，給清廷以致命打擊的，有賴隨後各省谘議局群起宣告獨立；而多數省議員，恰是立憲派。正因此，1912年梁啟超應袁世凱之邀返國，京城轟動，歡迎盛況空前。隨即，梁試圖推動政黨政治，屢屢受挫，又跟同盟會改組而成的國民黨加深了積怨。他二度入閣，先後任司法總長、幣製局總裁、財政總長，每任不數月。在昏暗窘迫的政治條件下，他一板一眼地運籌謀劃、創製施政，雖成效乏陳，堪稱藍縷篳路。就民國大政方針及司法、財政、通貨、銀行等製度創新，留下眾多議案和論著。
袁世凱稱帝和張勳複辟，是民初兩大危機。帝製根基在中國被鏟除，實得益於1916年的護國戰爭——其發動者和統率者，也是梁啟超。事前，他麵勸袁放棄稱帝未果，乃與蔡鍔密謀倒袁；更堅拒重金收買，撰文公開抨擊。袁將稱帝時，他先派蔡鍔潛回雲南發動起義，繼而長途跋涉親赴險境，策動兩廣獨立，組建護國軍政府；袁被迫取消帝製、羞憤而死後，他立即力促南方解散軍政府，北京恢複《臨時約法》，以避免南北分裂。一年後，張勳和康有為等聯手擁宣統複辟，梁毅然助段祺瑞討逆，直斥乃師為“大言不慚之書生”。對自己前之保皇而後反複辟，他解釋說：當時中國，“政體”最要緊，即應以憲政取代君主專製；“國體”則不可變來變去，否則必導致無窮禍害。他辛亥前竭力鼓吹立憲，為爭民權；辛亥後拚死維護共和，是反獨裁。由此又知，他戊戌後批袁（揭露其背叛維新）、民初助袁（應邀任總統顧問及司法總長）和護國倒袁，也都貫穿著同一理念。
梁啟超在五四時期的作為，直到最近，才有學者予以翔實介紹和公正評價。
一次世界大戰末，梁啟超以財長身份推動政府對德、奧宣戰，乃因他預測協約國將勝，我即可憑戰勝國資格，奪回若幹權益，改善國際地位。1918年底，同盟國果然戰敗，而他已退出政壇。大總統徐世昌特撥經費助其遊歐，兼請在巴黎和會外為中國造輿論。梁既領命，但懷疑政府能力，遂力倡“民意外交”，建議成立了半官方“外交委員會”；後經京滬民間推舉，出任“國際聯盟同誌會”理事長和“國民外交協會”特別代表。1919年初，甫抵巴黎，他獲悉：當年段祺瑞不顧他反對，私允日本繼承德國在華權益，此時日方公開了密約；列強為安撫日本，將犧牲中國；我使團內部意見分歧，常陷於混亂。於是，梁啟超以個人名義，跟列強代表抗辯周旋，給英美報紙撰文以影響輿論，並致電外交委員會傳遞消息、抗議政府誤國。3月24日，其電文由上海《申報》披露，立時激起國民公憤。4月30日，他判斷事態無可挽回，決定訴諸民眾，再電國民外交協會：“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在和約上）署名，以示決心”。京滬報紙旋即發表此電，學生運動爆發。接著，他又把北京政府準備簽字的消息通知了旅法中國學生及商人，後者於6月28日闖入使團長寓所施壓。最後，中國無一代表出席巴黎和約簽字儀式。
曾幾何時，巴黎和會跟中國有關的線索，全係於梁氏一身。作為政治事件，五四運動的發動者和指導者，非他莫屬。在緊要關頭，梁啟超以自覺的曆史主動性和洞察力、超凡的政治敏感和智慧、卓越的鬥爭策略和技巧，全不計較誤解乃至惡語中傷，以一介平民之身份，擔起民族重任，引導運動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果。
梁啟超時年46歲。此前，除反袁時掛名“護國軍政府政務委員長”數月，他從未擔任國家首腦。縱觀其政治生涯——在野時憂國憂民、從政時殫精竭慮，給當權者出謀劃策時為人作嫁、麵對獨夫民賊時揭竿而起，無不出自複興中華的拳拳之心。他前半生熱衷政治，實不乏“知不可而為”的自覺。他與日俱增的政治才幹，使自己多次裹入時代漩渦中心，獨領風騷；他豐富多采的閱曆和業績，堪與中外古今任何大政治家比肩，並不遜色。由此可知，百年中國最重要的政治改革家、職業革命家、戰略家、外交家、行政管理家、社會活動家……行列中，全有梁氏一席之地。雖然，他自己並不以此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