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學嚴謹堪為師範
中國近代風雲人物梁啟超，其前半生一直置身於激烈複雜的政治鬥爭中，但到了晚年，則致力於著述及講學。20世紀20年代，即在南京留下蹤跡。
東南大學，延攬名家講課
南京的東南大學原是清末興辦的“三江師範學堂”。民國後，為進一步振興教育事業，1921年7月改辦為“東南大學”。當時中國隻有兩所國立大學：一所是蔡元培為校長的國立北京大學，再一個就是號稱“東南最高學府”的東南大學。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主張“自由講學”。延攬了國內外許多名流學者，不分黨派，利用這個最高學府講壇，充分發表個人的政治主張，讓學生也自由選擇自己的政治信仰。1992年（夏天，學校董事會決定仿照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開辦了暑期學校。擔任暑期學校課程的教師，除本校權威教授外，郭秉文還羅致了海內外知名之士：美國杜威博士講授《實驗教育哲學》；美國吳衛士博士講授《昆蟲學》；美國孟祿博士講授《教育學》；德國杜裏舒博士講授《生機哲學》；胡適博士講授《實用主義》；梁啟超教授講授《先秦政治思想史》；江亢虎博士講授《勞動問題》；張東蓀教授講授《新聞學大意》，還有本校常務校董和工科教授楊杏佛的《政治改造思想》等，此外還延聘了佛學大師歐陽竟無講了一次《佛法非宗教非哲學而為世人所必需》的講座。
治學嚴謹，梁啟超堪為師範
為此，暑期學校為講師們開了一個歡迎大會，大會一結束，學生們擠在食堂，禁不住紛紛對大師們的儀表品頭論足，特別是杜威、胡適，有人大失所望地說：“想不到杜威不過是個瘦老頭。”有人說胡適不像個學者，“倒像花牌樓（今太平南路一段）的商人”。
但大家對梁啟超卻普遍印象較好，首先是他的謙虛態度，不似胡適等人講話目空一切。在學生們眼中，梁啟超是位廣額深目，精力充沛，語音清晰，態度誠懇的學者。梁啟超此時暫住在成賢街校舍中，每逢到了星期天，不少青年都喜歡去拜訪他。大家發現，他不僅為人謙誠，而且治學勤懇，星期天也有工作計劃，他精神飽滿到令人吃驚的程度：右手寫文章，左手扇不停揮，有時一麵寫，一麵又在答複同學提出的問題。當寫完一張時，便吩咐他的助手拿到另一間房屋去打字，一篇打字機印稿還未打完，第二篇稿又擺在桌麵上了。此外，他每天還要看完京滬日報和一本與《新青年》等齊厚的雜誌，而且摘錄下必要的資料。在與學生們交談中，他常以“萬惡懶為首，百行勤為先”這句話來勉勵他們。在勤懇治學方麵，梁啟動的確做到了以身作則。
由於大師們各有千秋的講學，很快發展到學員們自下而上的自由評論。對於學員們對教授們提出的疑問，東南大學的楊杏佛教授都有問必答地作出了相應的答解。而梁啟超對此則多方回避，甚至表示矜持。以“我不能讚成一詞”來作應付，從而又引起許多學員在“學者態度”上的爭論。有人主張真理愈辯愈明，應大力提倡楊杏佛教授的學者態度；有人則認為多言多敗，應永遠保持虛衷自守。對政治“三緘其口”的戒律。這些話很快傳到了梁啟超耳裏，他很敏感，立時鄭重地說：“講學的自由和批評的自由原本是雙生的。我並非反對自由批評，而是反對批評的不自由，我的態度同杏佛並無兩樣……我也說過同大家一起進行改錯。”經他這麼一表態，學員們關於學者態度的爭論就此渙然冰釋了。
梁啟超在南京講學期間，還參加了東南大學文、史兩係全體師生在雞鳴寺舉行的一次聯歡會，當時正是盛暑時節。雞鳴寺當家的老和尚見到梁啟超到來，十分高興地捧出文房用具索求墨寶，梁啟超略為沉吟片刻，便奮筆寫下了陸遊的詩句：“江山重疊爭供眼，風雨縱橫亂入樓。”從中不難看出這位昔日政壇驕子對當時政治風雲的變幻仍懷有不滿情緒。作品完成時，喜得這位老衲連說：“小寺一定要把任公的墨寶藏之名山，垂之千古。”聯歡會上，一位學員趁梁啟超高興之際，向他提問：“現在南京延攬國內外名流學者公開講學，有人說隻有諸子百家爭鳴才能與今天的盛況媲美，依先生看，這種提法是否合適？”梁啟超聽了頓時莊重起來：“我認為非常不合適！主要是沒有新東西，諸子百家各有獨到之處，二千年後的今天還值得重新估定它的價值。今天的自由講學幾乎找不出一種獨立見解，不過二三十年後，就會被人們遺忘得一幹二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