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由於時代的局限性，魯迅對西方現代思潮的認識也存在一定的盲點，比如在《文化偏至論》一文中，他對尼采和叔本華的思想這樣描述道：
明者微睇，察逾眾凡，大士哲人，乃蚤識其弊而生憤歎，此十九世紀末葉思潮之所以變矣。德人尼？（Fr.Nietzsche）氏，則假察羅圖斯德羅（Zarathustra）之言曰，吾行太遠，孑然失其侶，返而觀夫今之世，文明之邦國矣，斑斕之社會矣……意蓋謂凡一個人，其思想行為，必以己為中樞，亦以己為終極：即立我性為絕對之自由者也。至勖賓霍爾（A.Schopenhauer），則自既以兀傲剛愎有名，言行奇觚，為世希有；又見夫盲瞽鄙倍之眾，充塞兩間，乃視之與至劣之動物並等，愈益主我揚己而尊天才也。
我們知道，尼采和叔本華都是唯意誌論和超人哲學的鼓吹者，他們認為個人的權力意誌是創造一切和決定一切的動力，鼓吹高踞於群眾之上的所謂的“超人”是人的生物進化的頂點，一切曆史都是他們創造的，而人民群眾則是低劣的“庸眾”。由此可見，尼采和叔本華並非如魯迅所理解和稱頌的那樣是代表當時歐洲社會新生力量的思想家，而是極端無政府主義的代言人。
這裏應當指出的是，魯迅對於尼采和叔本華思想的接受雖然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但他主要還是以當時反封建的現實需要為出發點的，也就是說，他要求發展個性以及思想自由，是與尼采和叔本華的思想具有不同的政治目的和意圖的。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看到，這一現象一方麵反映了魯迅的翻譯思想經曆了一個逐步臻於完善的過程，同時這種以合理取舍為前提的“拿來主義”的觀點在當時也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我在這裏也並不想對於“送去”再說什麼，否則太不“摩登”了。我隻想鼓吹我們再吝嗇一點，“送去”之外，還得“拿來”，是為“拿來主義”。
……
總之，我們要拿來。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那麼，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這人沉著，勇敢，有辨別，不自私。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
關於這一點，他在《集外集？〈奔流〉編稿後記》中指出：“一切事物雖以獨創為貴，但中國既然是在世界上的一國，則受點別國的影響，是自然難免的，似乎倒也無須如此嬌嫩，如此臉紅。單就文藝而言，我們實在還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
如上所述，從《俠女奴》和《域外小說集》的出版到五四運動前期，周作人在翻譯思想上與魯迅基本是一致的。早在1904年，他在《俠女奴》的序言中就寫道：“沉沉奴隸海，乃有此奇物，亟叢歐文？譯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表明他翻譯該書的目的是激起國人的反抗精神。後來在談到林紓翻譯小說的影響時，他又曾有過這樣的記述：“使我們讀了佩服的，其實還是那部司各得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其中描寫了撤克遜移民和諾曼人對抗的情形，那時看了會有暗示的意味。”（周作人，1999：489）這裏的“暗示意味”實指國人應像撒克遜移民那樣奮發起來，積極地投身到反對帝國主義和清王朝封建統治的鬥爭中去。關於對翻譯作品思想題材的選擇，他在《現代小說譯叢》序言中也陳述了與魯迅一致的看法：
……而且我們生活的傳奇時代――青年期，――很受了本國的革命思想的的衝擊；我們雖然幾乎忘卻了《民報》上的文章，但那時同情於“被侮辱與被迫害”的人民與民族的心情，卻已經沁進精神裏去：我們當時希望波蘭及東歐諸小國的複興，實在不下於章先生的期望印度。直到現在，這種影響還很深，終於使我們有了一回傳奇的異域趣味，因此後來所譯的大半是偏僻國度的作品。
除合譯作品外，周作人於1912年和1913年間還獨自翻譯了波蘭進步作家顯克微支的《酋長》、《炭畫》等小說，並和魯迅一樣係統地介紹了拜倫、雪萊、裴多菲、海涅等具有反叛特征的浪漫主義詩人及其作品。在對西方各種新的思想與流派的吸收和借鑒方麵，他也與魯迅持有不謀而合的觀點。更為甚者，他還提出了“古今中外派”的理論：“我不相信藝術上會有一尊，或是正統，所以一人一派的主張顯得不免太隘，便是一國一族的產物，也不能說是盡了世間的完善，足以滿足我們的全部要求。”他還指出：
古今中外派這個名稱，本來含有嘲笑的意思，但據我看來，在現代中國，這種主張實在很是切要，隻可惜很是缺少。Tolerance一字，在中國人的語彙裏似乎沒有，隻有古今中國派的精神，同他還有一點相像的地方。
……
我不想提倡中國應該崇尚外國的宗教與迷信，但我覺得這種崇古尊中的傾向，為中國文化的前途計，不是好現象。我希望下一世代的青年能夠放開眼界，擴大心胸，成為真的古今中外派，給與久經拘係的中國思想界一點自由與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