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夫低著頭，瞪著眼，緊盯著手中的飲料，仿佛渾然不覺。他五內翻滾，怒氣上湧，但終於忍住了。
1917年9月初，鬱達夫離鄉回日本，繼續他在八高的學業。
1919年7月，達夫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畢業。緊接著，考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
這時候，中國國內的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五四”運動像一聲春雷，激動著無數青年的心。由北京學生發起的“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示威遊行，很快發展為全民族同仇敵愾的愛國運動。中國出現了新的希望和生機。鬱達夫雖然沒有回國參加這場運動，但他心向往著祖國。他在日記中記下了自己的情感：“國恥紀念日也，章宗祥被毆死矣！痛快！午前攝影作紀念。此後當每年於此日留寫真一張。”（見5月7日日記）他盡掃胸中的鬱悶，很想為祖國做些什麼。
9月初，他第二次回國。這次是應長兄鬱曼陀之召到北京參加外交官考試。達夫很有政治熱情，又精通日、德、英等國語言，很想為祖國的外交事業出力。他興衝衝地回國，結果卻甚為掃興。他未被錄取。到10月份，他又參加了高等文官考試，同樣名落孫山。兩次考試的失利給鬱達夫迎頭潑了一盆冷水，他的報國之心受到很大傷害。這兩個月裏，他在北京親眼目睹了北洋軍閥政府政治的腐敗，社會的黑暗。他懷著深深的失望和悲憤，於11月初回到日本。
在東京的生活，也極不順心。
作為弱國子民，鬱達夫深受民族歧視。他那顆高傲而純潔的靈魂遭到一次又一次的侮辱。民族自卑感常常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他在《雪夜》裏寫道： 隻在小安逸裏醉生夢死，小圈子裏奪利爭權的黃帝之子孫，若要教他領悟一下國家的觀念的，最好是叫他到中國領土以外的無論哪一國去住上兩三年。印度民族的曉得反英，高麗民族的曉得抗日，就因為他們的祖國，都變成了外國的緣故。有智識的中上流日本國民，對中國留學生，原也在十分的籠絡；但笑裏藏刀，深感著“不及錯覺”的我們這些神經過敏的青年，胸懷那裏能夠坦白到像現在當局的那些政治家一樣；至於無智識的中下流——這一流當然是國民中的最大多數——大和民種，則老實不客氣，在態度上、言語上、舉動上處處直叫起來在說：“你們這些劣等民族，亡國賤種，到我們這管理你們的大日本帝國來做什麼！”簡直是最有成績的對於中國人了解國家觀念的高等教師了。自從踏上日本國土，鬱達夫便被籠罩在民族歧視的低氣壓中。這種弱國民族所受的侮辱和欺淩，感覺得最深切也最難以忍受的地方，便是在兩性關係上。他想得到愛，但因是中國人，便得不到愛。在與日本少女的接觸中，她們一聽到他是“支那”人，滿臉便現出鄙夷、不屑的神情。達夫沉入絕望、悲憤的深淵中。他臉色蒼白，心中感到陣陣隱痛。
在日常生活中，民族歧視也無時不在。
一天，達夫與日本友人富長蝶如在東京街頭漫步。兩人走進本鄉三段拐角上的一家咖啡屋，要了些飲料，坐下交談。近旁的一張桌子，圍坐著七八個日本年輕人，有些穿著大學生製服，他們起勁地爭論著。忽然，其中的一個斜著眼，瞪視著達夫的臉，嘴裏吐了一聲“叭兒狗！”其他人也冷冷地，現出侮辱的表情，目光中充滿挑戰的意味。達夫低著頭，瞪著眼，緊盯著手中的飲料，仿佛渾然不覺。他五內翻滾，怒氣上湧，但終於忍住了。
富長蝶如看著達夫悲哀的神情，很為中國朋友不平。他正想教訓那個無禮的家夥，隻見達夫已站起身抓起帽子，快步向門口走去。富長蝶如趕緊追上去，隨他走出店。背後傳來一片哄笑聲……
兩人默默地走著。富長蝶如想開口安慰幾句，達夫卻用平靜的語調說：“這樣的事情，常有的。”
富長蝶如問他：“那你每次都這樣忍著嗎？”
達夫慘然一笑：“不忍又能怎樣呢？”突然，他神情嚴峻起來，堅定地說：“我不會總這樣忍下去的。總有一天會爆發的！”
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常以神田區的中華留日學生青年會會館為聚會之所。逢年過節，留學生便在那裏舉行聯歡會、懇親會。有時，也有名人演講，學術演講。參加者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