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登上皇位後，平定了軍閥割據的內亂，又解決了突厥侵擾的外憂，從此，他可以潛心於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了。
唐太宗李世民大力提倡儒家思想，大規模開展整頓社會風氣的教化活動。他首先在全國範圍內大興儒學，四處建立紀念孔子的廟堂，並用重金和官職吸引天下的儒士，讓他們到京城來為自己服務。同時，唐太宗李世民在公元630年（貞觀四年）令人主持對儒家五經做出詳盡的解釋，彙編成一百八十卷的《五經正義》。
唐太宗即位的初期，唐朝朝廷中就曾經進行過關於如何實現“天下大治”的討論。封德弈等人認為：秦朝和漢朝都用刑法整治國家，所以唐朝要實現“天下大治”必須要用嚴刑峻法。魏征卻堅決反對，堅持用“仁政”治國。唐太宗采納了魏征的意見，他說：“自古以來的帝王，拿仁義治理國家的，國運長久；用刑法治理百姓的，即使能夠收一時之效，但國家也會因此迅速敗亡。我要用仁義誠信來治理國家，希望革除亂用刑罰、不管百姓死活的風氣。”由此，唐太宗確立了貞觀時期施政的總方針。
唐太宗說過：“自古以來，沒有百姓心甘情願去做盜賊。隻是因為國家的賦稅繁多、徭役繁重，而且官吏貪贓枉法、欺壓百姓，弄得百姓們無法進行正常的生活。所以，有盜賊並不是因為法律規定過寬。百姓饑寒交迫，無暇顧及廉恥，因此才被迫偷盜搶掠。所以要防止盜賊，關鍵在於減輕稅負、徭役，選用廉潔的官吏，使百姓豐衣足食。這樣，盜賊自然就漸漸減少了。哪裏用得著嚴厲的法律呢？”大臣們都覺得很有道理。
唐太宗又注意控製官宦階層和皇親國戚，不給他們特權，並且堅持“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使他們都畏懼國家刑法製度的威力而收斂自己，不侵淩欺壓平民百姓。
這樣的行政管理對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民間出現的這些景象足以說明這個問題：商人旅客在野外住宿，也沒有盜賊去搶劫，監獄常年空著。馬牛成群遍布四野，住宅的門也不用關閉。連年不斷的豐收，使每鬥米價隻要三四錢，行人旅客從京城到嶺南，從山東到東海，都用不著攜帶幹糧，可在沿途取用，進入山東的村落，過往的行客還會得到當地主人的熱情接待和優厚的供給饋贈。這一切都是自古以來沒有過的，也是前朝無法比擬的。
唐太宗親曆過隋末農民起義的全過程，他完全清楚，人民的反抗，是因為統治者的殘酷壓榨與剝削造成的。當權的人，隻顧自己享受驕奢淫逸的生活，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唐太宗以史為鑒，要求下級官吏節用愛民，盡量減輕老百姓的負擔。他自己也以身作則，力戒奢侈。
有一次，唐太宗身患疾病，不宜居住在潮濕的宮殿裏。所以，有的大臣就建議他建一座小閣樓。唐太宗一聽到這個話，腦海裏馬上浮現出漢文帝的形象：
漢文帝曾經打算修建一座露台，召來工匠籌劃，仔細一算，露台需要一百斤金子才能建成。漢文帝想了想說：“一百斤金子相當於十戶中等人家的財產呢。我繼承了先帝的王位，常恐當之有愧，怎麼還敢再勞民傷財？”於是不讓修建露台。
唐太宗深知，天下的安定，要以百姓安居樂業為基礎。所以，他十分關心百姓的生活情況。聽說百姓生活困苦，他就憂心忡忡；聽說哪個地方遭了災，他就像自己家裏遭了災一樣。
貞觀二年（公元628年），長安一帶出現了蝗蟲，莊稼被蝗蟲毀壞嚴重，眼看就要絕收。一天，唐太宗到禁苑中，看到蝗蟲在苑中亂飛，就想起了被糟蹋的莊稼。所以，唐太宗非常生氣，就狠狠地撲打抓住了幾隻，並對著蝗蟲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