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也有好些無名女英雄，她們是真正的新時代的賢母良妻，可惜是常常被人遺忘了的，我愛這些沉浮在浮萍底下的婦女，她們才是值得效法與稱頌的。王學文先生的夫人劉女士，年紀快五十歲了吧，她雖然名義上沒有擔任什麼獨立工作，但能否說她不工作呢？絕對不能吧。而且事實上她或許比那些擔任獨立工作名義的女子還工作得多些。這樣大的年紀，並且不是天足，在搬家的時候，——在延安，什麼事都得自己做，不管你的年齡和體力，而延安的搬家是一種可怕而麻煩的事情——她必得幫丈夫搬書以及別的東西。我覺得每個男子，更是我們婦女，應當懂得尊敬這樣的女子。還有一位外來的工程師，×先生的夫人×女士，我的認識她，倒也非偶然，談起來，她曾是上海大同大學的大學部學生，我的要好的女友×女士，是她的同學，在大同學生宿舍的院子裏，她曾見我與女友好幾次在院子裏散步。那是一九二四與二五年的事情了，居然她還記得起我的名字與麵貌，有一天，一個朋友帶了她的一個條子給我，接著她來訪我，我也去訪她。不熟悉她生活的人，一定以為她是什麼事情也不做的——她當然不會去立在大街當中大聲叫喊說她做些什麼事情——因為丈夫是一個技術人員，照理是比較受到優待，以為她就是依靠丈夫，受著優待，一天到晚在窯洞裏，像個高樓上的太太。實際上，她做些什麼事情呢？恐怕誰也猜想不出。她不能離那個窯洞一二小時，如果找不到妥當可托的人照看。在敵機每次轟炸時，她住的地方附近常有炸彈落下，她早該領了她的小孩下鄉去，但是為了不可能，遲遲不行，放機器的零件與汽油的屋子在半山裏，那些東西在延安不但值錢而且稀有，如沒妥當的人照管，有人會偷出去賣掉，她呢就擔負著這個照管的責任。有些人是不會理解也不知道尊敬一個女子所做的這一類工作的，人們的眼睛往往隻見一個名義，實際上，如果沒有一部分人像她樣做沒人知道的撐腳工作，桌子的麵就不會這樣漂亮地擺起來的。我常常想，一個女子，她即使好像不直接參加革命工作的，但如果她不妨礙丈夫，也不拉住丈夫做他的工作，那她就等於幫助丈夫做了他的工作，這種功績是不能埋沒的。妻賢，妻能安貧若素，在任何環境下，妻能總是那樣，丈夫就得以安心做他的事情，而且一定能使負責的丈夫對公家事情更負責，廉潔的丈夫更為廉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