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水準太不齊，這是常常聽人講起的，“改卷子的工作實在太乏味了，一篇簡短的紀實文字還不很能寫，怎樣研究文學呢？”
我沒有索看魯藝的章程，可是我想，當然同抗大、陝公一樣，應抗戰的需要，實施國防的藝術教育。我曾聽一位邊區文化界負責的人說：“培植那些小說家，不是我們的職責，我們隻要是能夠接近群眾……”好像是這樣的意思。那麼不是把一般人對藝術的理解提高，卻是把藝術本身拉下去，以求適應群眾的胃口。我也相信，對於幫助抗戰中的動員工作，一定是很好的；實際上，學習的時間隻有六個月，在這短促的時間裏，要有怎樣藝術修養也是不可能的。
胡考先生，這是一位聰明絕頂，極有天賦的中國漫畫家，去年八月中他同陳依範先生來延安，曾舉行了一個速寫展覽會，後來被魯藝留住，在魯藝的繪畫係任教。在未來延安之前，他曾有一個極大的對於向國際用繪畫宣傳的計劃，可惜因為人事上的更動，沒有實現。他的計劃是召集全國畫家征求抗戰畫，這樣一來，無疑地把全國畫家的心血集中了；再組織一個會，在這許多畫中選出若幹幅，把這若幹幅送到世界各國去展覽，展覽會的名稱，不妨用中國現代畫展覽會——在蘇聯不妨公開用中國抗戰圖畫展覽會，同時把展覽的畫印成冊子，向觀眾募捐。這是一個極好的辦法，因為人們捐款，往往歡喜帶一點紀念品回去，這小冊子的銷路一定很大，是一個極好的宣傳方法。可是這樣的宣傳工作，不是一兩個人能力所可負擔的，必得有組織地由國家去領導辦理。他這個計劃，我十分同情，當“一·二八”時，我在法國，實在那時是我國最好作宣傳的時候，但我國一點也沒有做。有幾位同情我國的大學教授與新聞記者，他們對我說：“我們誠懇地說，中國太不會做宣傳工作了！”我至今想起，還覺得他們的話是對的。在星期日，胡先生常到我這裏來午飯。“長久沒有吃油了，今天要到你這裏來加油呢！”他幽默地說。有豐富的上海生活經驗，加上天性富於幽默，他的對於各種事物的輕鬆的諷刺（Humoristique），使人百聽不厭。能說一口極流利的英語，一個朋友說他的英語是極漂亮的，極英國化——紳士派——的。
在整個精神上講，我覺得魯藝一點也不能說不好，有些地方要“就事論事”。我還沒有見過一個能比得上魯藝那樣謹嚴的藝術學院。藝術者的生活與習慣，因了工作關係，有些與別種職業者不同的地方，雖然，我頂討厭一些藝術者們故意誇大他們這些不同的地方，我想或許不止我一個人會起反感。一個白天有五六小時安定工作的人，他沒有理由可以睡晏覺，到日高三丈不起來；可是，一個工作多到極點，早上二三時才得睡覺的人，如果睡到白天七八點鍾，他的睡眠還是不足的。在晚會的時候，人們被台上的戲大大地感動了，用力拍著手；到次日早上，人們知道或看見魯藝有些人到八點鍾還沒起來：“這算什麼？在延安，他們這個樣子！”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這是事實上不可能的。昨夜的晚會到十二時才完，演劇的人回去已一時過了，夜夜這樣，或接連幾夜這樣，不比看戲的人難得為消遣而遲睡了一夜。藝術者的工作是消遣別人，而在他們本身並不是一個有趣的消遣，這是第一要認清楚的。看他們在台上演戲，看的人非常受感動，快樂，拍起手來，但做的人並不快樂，他們的動作在他們是極嚴格的，像化學公式那樣。所有的藝術都是這樣，聽琴的人被美好的琴聲感動了，彈琴的人，他注意音調、拍子、節奏、手的姿勢。背痛，手酸的結果才彈出一曲被人們覺得很好的音樂。
在目前情形之下，魯藝還不能負擔起號召全國藝術界來建立新中國的藝術使命——他們本來沒有這麼想——為了缺乏財力與人力，師資方麵，及學員方麵程度的不整齊。在我，我覺得提高是好的，固然不一定要培植那些小說家，但又何必一定拒絕培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