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任職期間，正是立國八十餘年的北宋朝廷大變革時期。到了仁宗皇帝即位時，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大遼和西夏又逐漸威脅著北宋的北方和西北邊疆。
慶曆三年（1043），範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餘靖同為諫官。仁宗皇帝責成他們在政治上有所更張以“興致太平”。範仲淹、富弼等人綜合多年來的經驗，於九月將《答手詔條陳十事》（即《十事疏》）奏折呈給宋仁宗，作為改革的基本方案。朝廷表示讚同，並頒發全國。
就在這年年底的時候，範仲淹選派了一批精明幹練的按察使去各路檢查官吏善惡。他坐鎮中央，每當得到按察使的報告，就翻開各路官員的花名冊把不稱職者的名字勾掉。樞密副使富弼平時對範仲淹十分尊敬，這時見他毫不留情地罷免了一個又一個官員，不免有點擔心，從旁勸止說：“您一筆勾掉很容易，但是這一筆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呀！”範仲淹聽了，用筆點著貪官的名字憤慨地說：“一家人哭總比一路人哭要好吧！”在範仲淹的嚴格考核下，一大批屍位素餐的寄生蟲被除了名，一批幹才能員被提拔到重要崗位，官府辦事效能提高了，財政、漕運等有所改善，暮氣沉沉的北宋政權開始有了起色。朝廷上許多正直的官員紛紛賦詩，讚揚新政，人們圍繞著改革詔令，交口稱讚。
就在慶曆新政逐漸進入“高潮”時，包拯卻還隻是一個剛剛從端州調任入京的官場“小菜鳥”。
在當時，由於範仲淹的改革力度之大、範圍之廣，朝廷大臣們對此究竟是支持還是反對，使朝廷陷入了“朋黨之爭”：你究竟是改革派，還是保守派？
在包拯從端州升任為監察禦史的過程中，保守派的王拱臣是出了大力氣的。當然，王拱臣舉薦包拯，很可能隻是為了給保守派陣營增添一分力量，並沒有指望這個已過而立之年的官場“新秀”能在擠垮改革派上有何貢獻。
在當時，範仲淹等人為革新吏治，便向各地派出按察使，專門監督地方官吏。而當時的按察使一句話，就能決定地方官的升降生死，正所謂是大權在握，為所欲為。
包拯便上疏《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反對按察使的設置。很快，關於“按察使”是否加重了吏治腐敗的爭論達到白熱化。仁宗皇帝也開始意識到，改革派官員並不是一潭清水，同樣有人在其間渾水摸魚。而在中央機關中資曆甚淺的包拯居然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抑製改革派的作用，使保守派大臣們喜出望外。
隨著北宋改革的逐漸深入，不可避免地觸犯了封建腐朽勢力，限製了大官僚的特權，他們對此恨之入骨，便集結在一起攻擊新政。他們誣蔑範仲淹、富弼、歐陽修等結交朋黨，還串通宦官不斷到仁宗皇帝麵前散布範仲淹私樹黨羽的讒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