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蘭成與蘇青一見如故，是因為他們早在文字裏神交已久。蘇青雖然不太懂政治，但她卻和張愛玲不得要領地想解救過胡蘭成，這大概出於文化人間的一種義氣。
胡蘭成漂泊多年，貧困如影隨形，最後因文得寵，成為汪精衛的文膽，但是也因文惹禍上身，所謂伴君如伴虎——文人的骨氣讓他在官場不能兼容，得罪了一幫官痞，官越做越小，最後又淪落到靠寫文章來安身立命。接替他宣傳次長職位的郭秀峰網開一麵，給他開價五千元一篇。胡蘭成試寫了一篇時論交稿，幾天後郭秀峰告訴他，不能刊載，但是錢還是給了他。胡蘭成這時才開始暗自吃驚，他明白，自己已不見容於汪政府。身不能容，政見也不能容，汪精衛既拋棄了他，汪偽集團一幫人也不待見他，他已被排擠出局。免職後半年內他苦苦鑽營，結果仍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又一場牢獄之災在等著他，口口聲聲稱他為“自己人”的主子，轉眼之間凶相畢露，麵露殺機。
事情起因也是郭秀峰，兩人到日本大使館參加每星期一次的懇談會，一番慷慨陳詞，讓他結識了大使館清水董三和池田篤紀，很快就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
胡蘭成此時正愁著下一步何去何從，池田這裏或許是一條出路，一條很好的出路。他的長項是寫文章，池田相中他的也就是才情和眼光。眼光與才情是緊密結合的一體，正因為這一點，池田才與胡蘭成過從甚密。胡蘭成決定仍然從文章上尋找突破口，那晚他讀了太平天國李秀成臨刑前所作的自供狀，感慨萬千。最後提筆寫了一篇文章，將汪精衛的“和平運動”與太平天國比作“興”，直指“和平運動”事與願違，最終結果必然是日本帝國主義敗亡，汪偽政府覆滅。若要挽救，除非日本如明治維新那樣實行昭和維新，斷然從中國撤兵，而中國則召開國民會議如孫中山當年那樣，等等。這篇寫了三天的長文完稿後他故意放在案頭顯眼處，池田過來一眼就看到，認為分析得入情入理，提出來要帶回家細看，胡蘭成同意了。他不可能不同意，他的成敗在此一舉。
池田拿回家後又看了幾遍，十分欣賞，認為有義務向上級報告，便將其譯成日文，送給了清水和日本大使穀正之看。這篇文章後來在日本政界哄傳，穀正之激動之下甚至拿給汪精衛看了。池田討好似的來告訴胡蘭成，胡蘭成得知汪精衛看到，一下子傻掉。那天晚上和池田散步結束，兩人分手時，胡蘭成說：“這一段我要每天來看你，我若去上海，必通知你。我若有一天不來看你，你就要來看我。”不管池田是否懂得其中含意，他把話就說到此。池田不問詳細，他也不便說穿。果然不出所料，幾天後林柏生出麵，來信請胡蘭成下午三點去他家。胡蘭成心有預感，但他還是如約來到林家。林柏生不在，這也是老套路，他等了一會，就要起身回家。突然闖進來兩個大漢，將他帶到上海路南京特工機關監押了起來。他事後得知，這是汪精衛親自下達的逮捕令。
蘇青和汪政府的人來往頗多，這也是後來被人民政府揪住不放的原因。胡蘭成下獄，她很快就知道了。那天她正在飯桌兼辦公桌邊忙著，張愛玲來了。家裏孩子哭，女傭叫，稀飯鍋和書本、稿紙胡亂放在一起，小孩子的棉鞋也扔在一旁。蘇青隨手推開，也不難堪，騰出一隻椅子讓張愛玲坐。張愛玲說：“我稿子寫得晚了，怕寄來耽擱你時間，特地送來。”蘇青很開心，告訴張愛玲，她的辦公室馬上有著落了。小孩子又哭鬧，蘇青抱起來哄著，說：“你在《雜誌》上的小說《金鎖記》我看了，隻有四個字：五體投地。”張愛玲說：“寫得不好，稿子都送出去了，還追著人家要改。”一句話說到蘇青心裏，蘇青驚叫道：“是呀，是呀，我也是，還追到過印刷廠。早上洗米想好的句子，飯熟了就推翻了。”聽到牆上掛鍾響，蘇青把孩子往女傭手中一塞：“對不起，改天我請你吃飯。”張愛玲見她有事，也起身告辭。蘇青忽然追上她：“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個朋友胡蘭成在南京被抓了，幾個熱心的朋友讓我去找一找周院長周佛海，我跟周太太楊淑慧關係很熟，發過她不少文章，她倒是讀過你的小說，跟我聊起過。我去走她的關係，直接見院長，你是上海灘名作家，有你幫上一句，分量肯定不一樣。”張愛玲沒拒絕，隻是說：“這個人觸了什麼罪？”蘇青歎了口氣說：“什麼罪？他這人啊，是蘇秦的舌頭秦武陽的膽，除了落文字獄，犯不上別的罪。”張愛玲點點頭說：“我是不會說話的，陪你一趟倒是可以。”
兩個不懂政治的女作家，開始為一個未曾謀麵的男作家東奔西走。她們不會知道，就是這個身在獄中的男人，最後令她們生不如死，萬箭穿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