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開元盛世”之後，天寶時期社會經濟仍舊是繁榮的。人們所說的“盛唐”，包括開元與天寶兩個階段。《開天傳信記》序雲：“竊以國朝故事，沒有盛過於開元、天寶之際。”詩人劉禹錫唱詠：“重見天寶承平時。”可見，天寶是後人所羨慕的時代。當然，與“開元”相比較，又有所不同，正如詩人元稹所說：“天寶之後，一天天衰落。”
政治昏暗與經濟繁榮的反差現象。從開元後期起，唐玄宗由明而昏，懶於處理政事，在政治上走下坡路了。天寶時期，沉溺於享樂和美色，誌求神仙，委政於李林甫與楊國忠，政治上昏暗是人們都知道的。但是，經濟上卻呈增長趨勢。社會繁華，歌舞升平。這麼鮮明的反差現象，是有事實可以證明的。
第一，戶口繼續不斷上升。開元二十八年（公元 740年），全國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戶，共有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人。天寶元年（公元 742年），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萬九幹八百。天寶十三年（公元 754年），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十多年間，增加了五六十萬戶，增長速度雖不是很高，但戶口數字卻是唐代最高的記錄。元代史家胡三省評說：“有唐戶口之盛，最盛的也就在這了。”
第二，耕地麵積相應增加。天寶中，唐政府掌握的墾田數是六百二十餘萬頃。因這隱戶隱田不少，所以，實際上耕地麵積大大超過。據汪筏先生估算，約在八百萬頃至八百五十萬頃之間（依唐畝積計），比西漢時的墾田數稍微高點。這一點也說明盛唐為漢所不能比的。元稹描述“四海之內，末耜亦滿”時，是將“開元、天寶”並稱的。其實，天寶中墾田之多就超過了開元時期。
第三，儲糧更為科技情報殷實。天寶初，兩京“米粟豐賤”。天寶五年（公元 746年），鬥米錢十三，青、齊間僅隻三錢，絹一匹錢二百。如果跟開元中對比，幾乎一樣，反映了社會經濟生活的長期穩定。天寶八載（公元 749年），州縣倉庫豐實，據杜佑記載：“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諸色倉糧共計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石：（其中）北倉六百六十一萬六幹八百四十石，太倉七萬一千二百七十石，含嘉倉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石，太原倉二萬八千一百四十石，永豐倉八萬三千七百二十石，龍門倉二萬三千二百五十石。 ”這是玄宗朝國家最高的儲糧數，體現了農業連年豐收的碩果。安史之亂前一年，邊遠地區的隴西，人口一年年在增加，土地日辟，桑麻遍野；至於中原地區的繁庶可以想像。
第四，百工興旺，百貨流通。天寶初，唐玄宗支持陝郡太守韋堅開鑿廣運潭，雖然以通漕運為出發點，但也與玄宗的加強物資交流的想法是有聯係的。廣運潭開成後，首先到達的是全國“輕貨”，儼然是盛大的博覽會。數百隻新運船，滿載著以江淮為主的優質特產，如廣陵的錦、鏡，京口的綾衫緞，會稽的銅器、絳紗，豫章的名瓷、酒器，宣城的糯米，南海的碡瑁、珍珠等等。這些產品雖然帶有“上貢”性質，很受人歡迎，難道商人就不貨販暢銷嗎？廣運潭的貨利通航，正是天寶年間經濟繁榮的一幅圖畫。
手工業發展也很出色。如絲織業，就有水紋綾、方紋綾、魚口綾，緋綾、白編綾、綢、絹、八蠶絲、輕容、花紗、緊紗、寶花羅、花紋羅等花色品種，不但數量多，而且質量也好。不少絲織物還以獨具地方特色而引人注意。又如製瓷業，北窯向以邢州窯獨享聞名，南方的越州、婺州、溫州、洪州、嶽州、饒州等郡，均為名窯，窯區之多已多列前茅，瓷質之佳也可與邢窯不，相上下。越州生產之瓷名聞遐邇，典雅精美，曆來有邢一越二之說。值得注意的是，豫章郡也產名瓷，《新唐書？地理誌》沒有列入郡產土貢之內，很可能是民窯所產，幾乎異軍突起，韋堅開鑿廣運潭，彙集江淮各地名優特產時，不以越瓷、而以豫章郡“名瓷”展出，說明它必有自身獨具的特點。
第五，驛驢運輸的發達。“京兆府奏兩京之間多有百姓僦驢，人們所說的之驛驢，往來速度很快。”東都、西京是全國商業中心，客商來往特別多，運輸最為繁忙，城坊行肆比肩，百工爭輝，萬商雲集，店鋪林立，需要各地物資上市，行商貨販，需要沿途留宿歇腳或奔波代足。於是，私人模仿官驛製度建立私驛，經營客棧兼營畜力運輸，超過開元天寶年間。開元中，東至宋、汴，西至岐州，南詣荊、襄，北至太原、範陽，“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都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裏，稱為驛驢，以供商旅。遠適數千裏，不持寸刃。”這種為客停止接送的新興旅運業，便利經商，業務繁忙，經營有方，能致大富，天寶時有了新的發展。
第六，江南地區經濟更加發展。開元時，江南經濟已有很大的進步，天寶時期顯露了經濟重心南移的趨勢。南方的水稻種植具有很優越的條件，雙季稻進一步推廣。經濟作物如茶葉、甘蔗、柑桔等種植明顯增多，如柑桔產區普及南方各地。唐玄宗喜歡吃柑桔，天寶十載（公元 751年）對侍臣說：“近日於宮內種甘子許多棵，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南、蜀道所進不異。”絲織業與北方比較，不僅數量上領先，而且質量上也不差。製瓷業也表現出超越北方的態姿。揚州是冶銅業、鑄造業、製鏡業的中心，天寶年間北方流傳的歌謠有“揚州銅器多”的辭句，正是江淮采製銅器發達、名列榜首的體現。
以上幾點，從各個表現顯示了天寶時期的繁榮氛圍。天寶八載（公元 749年）二月，唐玄宗引百官參觀寶貨如山的“左藏”庫，賜帛有差。曆史上把這叫做：“是時州縣殷富，倉裏存的糧食，動以萬計。”唐玄宗“以國用豐衍”，得意洋洋，陶醉在一片繁榮之中。
經濟持續發展的原因。為何政治上日益昏暗而經濟上繼續發展呢？政治與經濟是密切相關的，但也不是一回事。兩者不相統一的時候。開元初、中期，政治的開明，讓經濟發展，彼此是協調和諧的。而天寶時期則是不同步的，政治狀況日益“滑坡”，經濟上卻沿著原有的方向前進。這裏，關鍵的問題是政治昏庸尚不構成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本書說過，天寶時期政治昏暗主要表現為：玄宗荒於理政，寵信李林甫（後來是楊國忠），用人不當，不納忠諫，偏信讒言，製造冤案等等。這些，在某些方麵也影響了經濟的發展，但是並沒有造成“天下大亂”，社會生產秩序仍還較正常地維持著，廣大農民遠遠沒有到了“揭竿而起”的地步。後來，安祿山爆發了叛亂，但沒有爆發農民起義，這就清楚地說明，創造物質財富的千千萬萬勞動群眾生活得還可以。正因為這樣，天寶時期，社會生產力依照固有的上升方向前進，沒有出現斷裂、阻滯或者倒退的情況。
消費刺激生產，也是一個原因。天寶風俗奢靡，皇室貴族、官僚地主驕奢淫逸、靡費不節、追求奇巧、覓取寶貨，大大超過元朝。所以，消費品的生產比重增大，奢侈品生產特別興隆。例如，絲織品有綢、絁、絹、綿、綾、羅、紗等，綾的種類又分細綾、兩窠綾、瑞綾、熟線綾、獨窠綾等。還有一種叫“輕容”的，它是紡織高檔絲羅的優質原料。“蜀煙飛重錦，峽雨測輕容”，“輕容”指由這種高級薄紗精織而成的名貴羅綺。詩人讚不絕口的“輕容”，不是一般人用的。又如夜明枕，光照一室，不假燈燭，工藝是何等的高超。很明白，貴族官僚的特殊消費，刺激了手工業的發展，因而也使工藝技術的進步。
天寶時期貨幣政策的改進，有利於商品經濟的流通，這也是社會繁華的因素之一。唐代常用的貨幣是銅錢，但官鑄不足，錢不敷用。因為商品經濟的發展，這一矛盾更加突出，私鑄活躍，嚴禁也無濟於事。開元晚期，唐玄宗似已意識到增加鑄錢的必要性，但沒有足夠的銅源，也難以增鑄。因此，他采取增開加置錢爐、銅礦的辦法。天寶末期，置天下錢爐九十九，每爐年鑄錢三千三百緡，費銅二萬一千二百斤，全國鑄錢總量可達三十二萬七千緡。對唐朝而言中最高。每爐隻役丁匠三十，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產量，讓鑄錢成為獲利頗豐的產業，刺激了國愛投資冶鑄業的積極性。而鑄幣的大量增加，加速了商品流通，使市場更加繁榮。此外，自然災害較少，也是客觀上有利的條件。杜甫《憶昔》詩雲“百餘年問無災變”，抒寫了唐朝從立國到極盛時期景象。當然，全無災害不是事實，但也確無大災或者特大災害，就少災而言，天寶比開元更為突出。
盛極而衰，危機潛伏。無可置疑，天寶時期是繁華的。但是，在“繁華”的背後，潛浮著社會危機。“氣盛而微”，其理固然！一方麵，各種消費激增；另一方麵，社會財富豐實；這是當時封建國家財政經濟的根本特點。軍費日益增多：開元前期，每年邊防費用不過錢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農民非常痛了。”官僚機構耗費驚人：機構重疊，官員眾多。唐初依品製祿，一品官月俸錢三十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開元時一品月俸增至三萬一千，而天寶時期的數字，又比開元時期要多。上述軍費與行政費，可以說是正常開支。至於特殊的賞賜也不少，如天寶六載（公元 747年）十二月，“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既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 ”這樣大的開支，這樣驚人的浪費，不能不壓抑著社會經濟發展的勢頭。
為了保障封建統治者極度需要，唐玄宗千方百計地搜括財富。正如宋代蘇轍指出：“（宇文）融既死，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楊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斂極矣。”王珙身兼二十餘使，楊國忠身兼四十餘使，是曆史少見的。這批聚斂之臣的出現，正是適應天寶經濟繁榮而又潛伏危機的時勢需要，是這時期形成的怪胎，是當時商品經濟發展的畸形兒。“聚斂”活動反過來又刺激了權貴的物欲胃口，讓封建機體更加腐蝕。當然，後果是極端嚴重的。“蓋玄宗在位歲久。聚斂之害在整個天下，故天下遂分。”封建統治階級日漸貪婪，是後來爆發安史之亂的最大原因。
隱性的社會危機還表現在貧富差別。“海內富實”的局麵，根本而言，是千百萬勞動者創造的。曆史上叫做“人情欣欣然”，一般是讚美的話。但勞動者的生活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大概也是事實。唐玄宗在位四十多年，沒有發生農民起義，指明安定的社會生活。當然，開元天寶時期，越到後來，貧富差別日益明顯。天寶十四載（公元 755年）十一月初，杜甫寫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句，表達了農民的痛苦。注意！路“有”凍死骨，不等於哀鴻遍野的慘境。如何估計天寶末人民生活狀況，恐怕不能以偏概全，而且是整個黑暗。那樣估計，還沒有符合盛唐氣象的事實。貧富對立更加強烈，但還沒有到了“揭竿而起”的地步。這就是叛亂發難於北疆而不淵源於內地的根本原因。
最嚴重的問題是“朱門酒肉臭”，豪華荒淫的生活方式和瘟疫一樣。其中，特別以唐玄宗本人為最突出：晚期荒於理政沉醉於歌舞，“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最後走上了衰敗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