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開元十三年（公元 725年）到開元末，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繁榮階段。多年豐收，蒸蒸日上，一派富庶的景象。據唐朝杜佑說，天下沒有貴物，兩京米鬥不至二十文，麵三十二文，絹一匹二百一十文。開元二十八年（公元 740年），“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也是這樣。海內富安，行者雖萬裏沒有一個士兵。”
總之，開元時期的確是太平盛世，封建經濟的高度繁榮，還可以從兩個方麵來闡明。
第一，“累歲豐稔”的農業。
衡量古代農業經濟繁榮的標準之一是人口增長，因為勞動力是農業生產的必需的前提。唐朝前期的發展是和戶口增長同步的，武德間全國戶數隻有二百餘萬戶，貞觀初不滿三百萬戶，永徽三年（公元 652年）增至三百八十萬戶，這實際上是反映貞觀末的戶數，表明“貞觀之治”二十餘年間增加了近百萬戶。中宗神龍元年（公元 705年）又增至六百十五萬戶，也就是五十六年間增加了二百三十五萬戶。據宋代蘇轍說，“開元之初，雖號富庶，而戶口並沒有升降。 ”經由括戶，至開元十四年（公元 726年）戶數為七百零七萬。開元二十八年（公元 740年），增加到八百四十一萬餘戶，即十四年間增加了一百二十六萬戶，為唐朝前期增長速度最快的階段。
墾田增加是農業發展的顯著標誌。唐玄宗繼續執行支援農民墾荒政策，當為期四年的“括戶”開始時，將括田、墾荒和他聯係一起，加速了全國範圍內墾荒的速度。開元十二年（公元 724年），玄宗下了所在閑田、勸農民開辟的詔令。耕者多占寬鄉的閑田，都不定罪，體現了鼓勵墾荒的精神。除均田外，屯田墾荒也是擴大耕地麵積的重要方法。比如開元二十二年（公元 734年），“遣中書令張九齡充河南開稻田使，”後又“遣張九齡於許、豫、陳、亳州建了水屯。”總之，在支援政策的推動下，調動了許多民眾的積極性，海內墾田大為增多，正如元結所說的：“開元、天寶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耒耜也滿了。”
江南農業也得到了發展。因為人口與墾田的大量增加，為水稻集約經營提供了便利。雙季稻需要勞動集約化程度更高，它的出現在水稻種植史上很重要。開元十九年（公元 731年），揚州改種雙季稻達一千八百頃，後又在廣東地區得到推廣，稻米產量驟增。小麥雖已在前代傳播到長江流域，但種植還沒普及，唐玄宗大力推廣麥稻輪作製。雲南地區水稻與大、小麥隔開種植與輪種兼行，充分利用地力，增加單位麵積產量。
第二，官私手工業與商業。
手工業主要有紡織、印染。礦冶、金工、造船、玉雕、木器瓷器、製糖；製茶、印刷、造紙、服飾、皮革等行業。技藝高超，分工細密。例如， 1970年在西安市郊發現了窖藏金銀器，經考古確定，係李守禮邠王府的遺物。從出土的碗、盤、碟、壺、罐，鍋、盒、爐等金銀器來看，工藝非常細致，以焊為例，就有大焊、小焊、兩次焊、掐絲焊等。器物圖案，花形不同，鳥狀各不相同，燦爛奪目，整齊中有變化，變化中有規律。鍍刻也是巧奪天工，一件模仿皮囊形製的銀壺，兩麵各鑄一馬，馬身塗金，脖子上係著飄帶，嘴銜一杯，昂首揚尾，形象逼真，生氣勃勃，是盛唐金銀器的著名作品。
私營手工業與商業的發展，更能表明當時經濟的繁榮。例如，定州何名遠以紡織作坊主身份，購定綾機五百張，成為當地豪富。以行商走南闖北、貨販致富的有不少這樣的例子。貨幣在商品流通中愈益重要，甚至產生了貨幣拜物教。名臣張說撰了《錢本草》一文，認為錢既是“善療饑寒困戹”、“能利邦國”的惠貧劑，又是“汙賢達”的腐蝕劑。在儒臣的傳統觀念中，錢神隻要遊蕩官場，“賢達”也就難以保持潔白無瑕。因為這個，張說主張以儒製利。以“道”、“德”、“仁”、“義”、“禮”、“智”、“信”等給予約束。這種論調也許迂腐，不過，從中也透露出商品經濟較前發展的潛訊。開元二十二年（公元 734年），貨幣問題專家劉秩針對市場銅錢短缺、私鑄製造的質量不好的現象，主張壓低銅價，多鑄公幣，這樣“錢又日增，末複利矣。”他敢於衝擊傳統的輕末觀念，提出利末而不傷農的觀點，也是當時商品經濟發展在思想上的反映。
興修水利的成就。水利是農業生產的最主要的一個方麵，興修水利的成就反映了開元盛世的一個側麵。
據統計，貞觀年間興建水利工程共二十六處，唐高宗時期三十一處，武則天時期十五處。唐玄宗開元時期，興修了三十八處水利工程，加上天寶時期八處，共計四十六處，是唐朝前期的最高數字。
水利建設以開元初、中期最為傑出，開元後期已比不上以前，天寶年間又不如開元時期。這種滑坡的狀況，正是唐玄宗政治上走向昏庸的體現。不過，從全局來看，開元時期還是有唐代水利工程興修最多的時候。建設的重點是黃河中下遊地區，唐玄宗在先人成就的基礎上，完善了關中平原的灌溉係統，對調節氣候和保持水土起了良好的作用。開元詩人李華歌頌“鹹陽古城下，萬頃稻苗新”，描寫了古老的關中平原渠水潺潺、稻苗油然的肥綠狀態。這種景象毫無疑問與唐玄宗重視水利關係是分不開的，也為盛唐的“累歲豐稔”創造了前提條件。
科學文化的異彩。科學文化大放光彩，是開元時期的興盛景象之一。
唐玄宗十分關注翰林“學士院”與“伎術院”的建設，那裏集中了兩類專門人才：一是文學之士，二是伎術之士，供皇帝隨時選用。玄宗給他們以優厚的物質條件，讓他們彼此交流、切磋技術，這對於唐代科學文化的發展有重要作用。
唐玄宗與傑出的科學家僧一行的交往佳話，治唐史者說得特別多了。確實，一行的科學成就，也離不開玄宗的支持幫助。例如，僧一行進行世界上第一次用科學方法實測子午線的活動，玄宗命大史監督協助。觀測點分布範圍至盛唐疆域的南北兩端，如果沒有中央皇權的支持，是很難順利完成的。又如，唐玄宗鑒於《麟德曆經》推步漸疏，僧一行考前代諸家曆法，改寫新曆，於是一行推《周易》大衍之數，改撰《開元大衍曆經》。可惜，新曆寫成人也去逝了，僧一行逝世後，由兼集賢殿學士的特進張說獻上《開元大衍曆》，唐玄宗傳下正式頒行。唐朝前期，從傅仁均“戊寅曆”到崔善寫“校定曆”，再到李淳風《麟德曆》，再到僧一行《大衍曆》，體現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
唐玄宗還對文化事業很熱心，被後世史家稱頌為“好文之君”。“貞觀開元述作為盛，蓋光於前代矣。”看來，開元更“盛”超過貞觀。太宗時，粲然畢備的“秘府圖籍”，經魏征等校定分類，確立了“經、史、子、集”四部體製。開元初期，玄宗下令在東都乾元殿刊校圖書，“大加搜寫，廣采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後來，成立麗正修書院繼續工作，到開元九年（公元 721年）完成《群書四錄》，一共有書四萬八幹一百六十九卷。開元十三年（公元 725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由宰相張說負責，著名人士徐堅為副，重文之舉可以說是空前絕後。及至開元二十三年（公元 735年），宰相裴耀卿“入書庫觀書”，忍不住讚歎：“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
至於其他方麵如唐詩、書法、繪畫、雕塑等，也是萬紫千紅，體現出開元時期的盛唐氣象。這裏不一一列舉了。
“受報收功，極熾而豐”。上述農業、手工業、商品貨幣、興修水利和科學文化的繁榮，充分地表現了盛唐在中國古代史上的地位，算得上黃金時代。如果翻閱一下世界曆史，作橫向比較，還會知道，盛唐帝國是最昌盛強大的國家，比當時世界強國法蘭克、拜占廷和阿拉伯等還強。
為什麼會出現開元盛世呢？所有社會經濟文化從初步發展到繁榮昌盛，都要經曆很久的曆史時期。漢初，經由“文景之治”到漢武帝時出現繁榮，花了七十多年。唐初，經由“貞觀之治”，又曆唐高宗、武則天、中宗、睿宗，直到開元時出現極為繁盛，花了近百年。社會繁榮總是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的，決不可能隨心所欲地創造。這是曆史的真理。
中唐思想家韓愈說到開元盛世的曆史原因時，指出：“高祖、太宗，邊除邊治；高宗、中（宗）、睿（宗），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 ”真是真識灼見！就算最傑出的人物，在他譜寫曆史的新篇章時，不能隻憑一張“白紙”。玄宗正是基於前代的“休養生息”，繼承著留傳下來的生產力，才能創作出“極熾而豐”的盛世強音。
眾所周知，“貞觀之治”是推行“休養生息”政策的必然結果，當時社會經濟處在恢複與發展階段，還算不上繁榮盛世。唐高宗時期，繼續貫徹均田、賑濟、輕徭薄賦等政策。武則天執政，更是采用“務在養人”的重農方針，督令州縣長吏“務在田蠶”，隻要“田疇墾辟，家有餘糧”者晉級，反之，“若為政苛濫，戶口流移”，是全給予貶職。她親自刪除修定《兆人本業》，頒示天下，指導農桑生產。這樣，社會經濟發展到了新的水平，戶數增加速度超快。如武則天下台那年（公元 705年），全國戶數六百十五萬戶，比貞觀末年增長了快一倍。當時糧價便宜，耕地麵積也不慚擴大。
顯然，武則天晚年弊政叢生，但傷不及下；酷吏打擊的是政治上反對派，沒有破壞社會經濟秩序。接著，唐中宗、睿宗時期，“王室好多都去逝了”，長達七八年的內亂造成了唐初以來最黑暗的政治局麵，給經濟發展帶來了很大的損失。但是，內爭限於封建統治集團上層，局限於宮廷，亂不於民。廣大鄉村的農業生產仍然在發展，隻是增長速度慢了一些。韓愈說：“高宗、中、睿，休養生息。”就唐高宗與武則天時期來說，確實是這樣。至於唐中宗、睿宗，並沒有采取新的“休養生息”政策，但在社會經濟領域中，基本上沿用從前的舊政策，也就是說，仍然處於“休養生息”之中。
總之，唐玄宗即位時，唐朝近百年的發展已經創造了非常高的生產力水平。開元時期的社會發展，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如果經濟上千瘡百孔，亦或是說是一張“白紙”，絕對畫不出又新又美的圖畫。韓愈說玄宗“受報收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時勢造就了盛世之君，某些封建史家把一切都歸功於唐玄宗，那就錯了。
“開元之治”對經濟發展的作用。當然，盛世的出現，也是跟唐玄宗和臣僚們的努力分不開的。唐玄宗的曆史功績，是不能否認的。
首先，清理政治環境，維護內外安穩局麵，保障了經濟文化的順利發展。開元初期，唐玄宗果斷地采取各種措施，鞏固皇權，清除禍亂因素；同時任用賢能，尊信舊老，克己從諫，終於出現了“開元之治”。“朝清道泰，垂三十年”，這是社會經濟繁榮的必要條件。國防形勢也非常有利，沒有一個強大的番國或民族肯定會威脅到盛唐的安全。邊境少事，“人情欣欣然”。史稱：“天下大治，河清海晏”。“安西諸國，悉平為郡縣，自開遠門西行，亙地萬餘裏，入河隍的賦稅。左右藏庫，財物山積，不可勝較。”好一派“開元盛世”的繁榮景象。
其次，推行富民政策，加快了經濟發展的進度。前麵說的“富而後教”和“清靜無為”等，雖然沒有比唐太宗的經濟思想先進，但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予以實施，卻取得了較顯著的成效。唐玄宗重視地方官吏的選拔，依靠他們貫徹富民措施與“清靜”的治理力量。模仿漢初物色“循吏”的做法，任命了一批尚清靜、務簡易的幹吏。如：倪若水為汴州刺史，“改治清靜，人吏安之。”宋慶禮兼檢校營州都督，“數年間，營州倉廩頗實，百姓生活日漸富裕。”薑師度以水利專家而受到重用，拜為河中尹，“疏決水道，置為鹽屯，公私大收這的好處。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見，全國各地經濟的發展，有賴於“良吏”們的努力。而這，也正體現了唐玄宗的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