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龍禁軍作為仗內衛隊，是由宦官高力士統率的。公元 752年四月，有個名叫邢綽的，企圖策劃龍武萬騎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等。被告發後，邢縡率黨徒數十人，拿著弓格鬥；走到皇城西南隅。“會高力士引飛龍禁軍四百至，擊斬綽，捕其黨，都被捉到了。”可見，高力士率領的飛龍禁軍起了重要的作用。君明臣賢很是得意。
李隆基識人有一套，開元一朝多用良相，並因此留下了許多政治佳話。
如果說“貞觀之治”是任賢致治，那麼，“開元之治”也同樣是這樣。史稱“開元之代，多士盈庭。”多士指百官。濟濟多士，確實是開元“盛世”的創造者。特別是“開元之初，賢臣當國，四門俱穆，百度唯貞。”那個時期，唐玄宗善於用人，其最明顯地表現為如下幾點。
凡是古代傑山的帝王，無不留意於任命賢相。“國無賢臣，聖亦難理。”這一點，唐玄宗是非常清楚的。“開元中，上急於為理，尤注意於宰相的輔佐。”姚崇與盧懷慎、宋璟與蘇瀕、源乾曜與張嘉貞，可謂三對配合很好的名相。他們先後輔佐唐玄宗，對於實現“開元之治”起了重要的作用。
前麵提到，姚崇致力於穩定政局、鞏固皇權和治理庶務，業績是極其顯赫的。他曾問紫微舍人齊浣，“餘為相，可比何人？”齊浣當麵評論他似不如古代名相管仲、晏嬰，說：“公可以說是救時之相耳。”姚崇一聽，卻高興得把手中筆都丟開，說：“救時之相，哪是這麼容易得來的！ ”這個“救時之相”的評論非常合適。姚崇經曆武則天、中宗、睿宗及玄宗四朝，三次做宰相，深知時弊所在，洞悉動亂的根源。開元初期，短短幾年，他所采取的措施就收到了明顯的效果。“救時”，正是這位賢相的業績，決對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姚崇作為經驗豐富的政治家，獨當重任，明於吏道，斷割不滯，非常有魄力。所說，另一位宰相盧懷慎，自以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一剛一柔，互相合作，卻減少了議政過程中的爭議。唐玄宗任用如此兩位賢相作為自己的左右手，可以說是頗有眼力與卓識。
姚崇之後，唐明皇任命宋璟和蘇頤作宰相。
宋璟，邢州南皮人，進士出身，開元四年閏十二月到八年正月擔任宰相，任期三年。
703年九月，宋璟擔任鳳閣舍人。當時張昌宗誣告禦史大夫魏元忠，叫鳳閣舍人張說作為偽證，答應以後給他高官做。張說迫於張昌宗的權力，隻好答應了。宋璟聽到這個消息，馬上跑來對張說說：“名譽最重要，鬼神難欺騙，咱們不能依靠好人、陷害好人，來求苟且偷生；您因為不肯作偽證而得罪太後，被流放，那是十分光榮的事情。您如果被判處死刑，我肯定上殿救您，和您一起去死！你大膽去吧，萬代瞻仰，就在這一次了！”左史、當時著名史學家劉知幾也嚴肅地說：“不要玷汙曆史，連累子孫！ ”結果，張說被他倆的話所感動，在武則天麵前，既沒有作偽證，又替魏元忠辯護，揭露張昌宗的企圖。魏元忠因此免死。
後來，宋璟升職左禦史中丞。有一次，在朝堂參加大宴。因張易之、張昌宗是三品官，坐在上位；宋璟是六品官，坐在下位。張易之平時很怕宋璟，虛偽向宋璟作揖說：“您是當今天下第一人，怎麼坐在下麵呢？請上坐吧！ ”宋璟卻冷漠地說：“我才低官小，張卿卻說我是當今天下第一人，這是什麼意思？”張易之討了個沒意思，隻好灰溜溜地走開了。當時朝臣們因為張易之、張昌宗受到武則天的寵愛，都想奉承他倆，一般都不稱呼他倆的官名，而把張易之叫做“五郎”，把張昌宗叫做“六郎”。天官侍郎鄭果莫名奇妙地問宋璟道：“您為什麼稱五郎叫做卿呢？”宋璟說：“用官名來說，正應該叫做卿；如果是他的親戚，應該叫做張五。您不是他的家奴，為何把他叫做郎呢？您為什麼這樣怕他呢？”當時在場的朝臣們都嚇得一句話也不敢說。所以，張易之、張昌宗經常說宋璟的壞話，但是武則天需要像宋璟這樣正直的人來協助她治理國家，同時也知道張易之、張昌宗是誣陷中傷，所以沒有處罰宋璟。
704年十二月，有人揭發張昌宗造反，武則天派宋璟等人審理。宋璟請求把張昌宗下到監獄問罪，武則天很長時間不回答。宋璟說：“如果不馬上收監，恐怕會動搖所有人的心。”武則天還是不答應，又想用調虎離山的方法，派宋璟到揚州、幽州、隴蜀去。但宋璟都不去，依然堅持把張昌宗收監。武則天說：“張昌宗已經自己去認罪了。”宋璟說：“張昌宗是被詔書所逼、走投無路才自首，並不是自已願意去的。而且像謀反這樣的大罪，絕對不允許自首。如果張昌宗不判重刑，還要國法做什麼！”武則天仍以好言相勸，宋璟聲色更加嚴厲地說：“我非常的清楚張昌宗很受寵愛，話一說出來就有災難，但是義激在心，不能不說，死也不悔！”武則天很不高興。宰相楊再思怕宋璟繼續違反命令，就傳達武則天的命令，叫宋璟出去。宋璟仍然不走，說：“聖主自己在這裏，不用宰相傳達命令！ ”武則天沒有辦法，隻好同意把張昌宗交給他審問。宋璟既高興又激動，離開了座位，站在庭院裏審問。然而還沒審問完，武則天就派人來特赦張昌宗。宋璟無奈：“沒有先砸爛小子的腦袋，真是遺憾！”事情過去以後，武則天叫張昌宗去謝宋璟。宋璟不見，說：“公事應該公見，如果私見就是有私，而法律是無私的！”
中宗複職以後，武三思專權，曾經有事去找宋璟幫忙。宋璟嚴肅地教訓道：“皇上封您做王，您就應該老老實實在王府呆著，為什麼還幹預朝政？你難道不知道呂產、呂祿的事情嗎！”這一席話，說得武三思啞口無言。有一年，黃河以北發生了嚴重的災荒。武三思的封地在貝州，他派人專門去收租稅。當時宋璟擔任貝州刺史，不讓老百姓交稅給他，因此被武三思排擠。以後宋璟擔任杭州、相州刺史，做官清嚴，官吏、百姓不敢犯法。睿宗時，宋璟擔任廣州都督、王府經略使。當地老百姓習慣用竹和草蓋房子，因此經常有火災。宋璟教他們用瓦蓋房子，從此沒有火災了，老百姓很是感激。
總的一句話，宋璟像姚崇一樣，是一個德才兼備、有崇高威望、富有政治經驗的人。明皇任命他做宰相，是相當合適的。
宋璟任相，最重要是用人，根據各個人的才幹來授官，讓百官各稱其職：賞罰無私；敢直言諫諍。
開元四年閏十二月到八年正月，明皇在宋璟和蘇瀕等人的幫助下，繼續撥亂反正，目的是振興唐朝。
突厥默啜可汗自從武則天當皇帝以後，經常侵犯中原，使得曆代皇帝寢食難安，多次征伐都未能有效。後來郝靈荃偶然得到默啜的腦袋，自以為功高蓋世，肯定會升做大官。不料宋璟怕明皇好武功，邊將邀功請賞，所以故意不給他過高的獎勵，事情過了很長時間才提升他做郎將，官職很低，郝靈荃氣得痛哭而死。這就是姚崇向明皇建議的第二件大事：不求邊功。
唐初規定：六品以下的官員，都由尚書省建議任命。從開元四年開始，明皇下令：員外郎、侍禦史、起居郎、補闕、拾遺、監察禦史等重要官員，都由他親自任免，不經過尚書省。
開元五年正月，由於陝西歉收，為了減輕百姓負擔，明皇率領百官到洛陽去。經過崤穀，由於道路狹隘，沒有加寬，明皇想要罷河南尹和知頓使的官。宋璟勸阻說：“陛下剛剛出巡，因為道隘就懲罰兩名官員，我怕將來官吏某種原因們會因此而煩擾百姓，百姓承受不了。”明皇馬上傳令釋放他倆。宋璟又阻止說：“陛下把他倆抓起來，我求情以後就放他倆，是我代替陛下受恩；不如等到朝堂以後再赦免他們。”明皇聽從了。
貞觀年間曾規定：中書省、門下省的長官和三品以上官人官奏事，一定叫諫官、史官參加，有失誤隨時糾正，有善惡馬上記下，其他官員都在正殿奏事；禦史彈劾百官，專門戴執法帽，當著皇帝麵讀彈劾文。如此做，能夠保證大臣不能控製皇帝，小官不能獻媚皇帝和大臣。高宗時，許敬宗、李義府這兩個奸相用事，憑私人感情濫用權力，奏事的官員要等其他朝臣退班，皇帝左右都退出以後，才秘密上奏，殿中侍禦史和值日官站在遠處，根本聽不見什麼；諫官、史官們都隨其他官員退出，退班後的事情，他們就不再參加了。到了武則天時，她用嚴刑峻法控製百官，諫官、禦史可以根據傳聞來上奏，從禦史大夫到監察禦史都可以相互彈劾、相互陷害，就更沒有什麼製度了。宋璟擔任宰相以後，建議明皇恢複貞觀時的好製度，因此明皇在開元五年九月下令：“今後除非確實需要保密的事，其他事情都當著百官的麵上奏，史官照貞觀時的規定辦。”開元六年正月，根據宋璟、蘇顳的建議明皇下令禁用惡錢。原來，621年開始鑄“開元通寶”銅錢。以後有人偷鑄。660年，因為惡錢多，政府出錢收買，用一個合格的錢買五個惡錢。但是很多人不賣，把惡錢藏起來開禁。 666年以後，偷鑄惡錢越來越多，甚至有用船在江裏偷鑄的。高宗命令收惡錢，但是製止不了。武則天時，規定隻要不是有銅目的和鐵錫銅液鑄的錢，都可以用。因此惡錢更多了，偷鑄蜂起，官府不能禁止。712年以後，兩京使用的惡錢，規定隻有重二銖四分以上的銅錢準許通用。收買民間的惡錢，熔化重鑄善錢。結果京城騷亂，買賣幾乎都停止了。在宋璟、蘇的建議下，明皇下令從國庫拿出二萬錢，放到南、北市場，用平價買百姓不賣而官府又能用的貨物，並預支兩京官吏俸祿錢，以便善錢能夠在民間流行。當時，因為禁惡錢不但有利於國家和百姓，而且利於製裁貪官汙吏、土豪劣紳和奸商，所以遇到了他們的拚命反抗。開元七年二月，明皇又下令從國庫和各州縣拿出十萬石穀子賣掉，以收買民間惡錢，並把收買的惡錢送交國庫銷毀。然而惡錢仍然禁止不了。因此，開元八年正月，宋璟和蘇頲議嚴禁惡錢。因為長江、淮河流域地區惡錢流行很嚴重，宋璟派監察禦史肖隱之到那裏去禁惡錢。由於肖隱之嚴重煩擾，使得官吏、百姓怨聲載道，明皇不得不把肖隱之降職。開元七年四月，王皇後的父親王仁皎死了，他的兒子王守一請求築五丈二尺高的墳，明皇答應了。宋璟和蘇堅決勸阻，說：“作為皇後的父親，想要建築高墳，那是很容易的，我們所以一再勸阻，是為皇後著想，想要讓她在百官和百姓中有一個好形象。今天做的事情，會永遠留傳下去，讓後人效法，這不能不慎重啊！”明皇高興地說：“我經常想嚴格要求自己，做百官、百姓的好榜樣，哪裏敢袒護自己的妻子兒女！而你們的話，並非一般人所能說出。你們能夠堅守禮節、成全我的美事，而且給後人做好樣子，的確合我的心意！ ”明皇還獎勵宋璟、蘇頲四百匹絲織品。李隆基以太宗為治政楷模，廣開言路，虛懷納諫，頗有盛世明君之風。
“治世”的實現，上頭要靠宰相的輔佐，下依賴於發揮地方官的作用。唐初以來，地方建置大略如此：州設刺史，隻是天寶年間，一度改州為郡，改刺史為太守。州下有縣，置縣令。此外，還有都督，每一都督掌管數州軍事。唐太宗曾強調：“治人之本，莫如刺史最重”；“縣令甚是親民要職。”還說都督、刺史“實治亂所係，尤須得人。”重視地方吏治，構成了“貞觀之治”的內容之一。至於開元時期，唐玄宗也是以貞觀吏治為榜樣，認為“諸刺史縣令，與朕共治，情寄尤切。”公元 713年七月，誅滅太平公主不久，為了穩定地方統治秩序，派遣益州長史畢構等六人宣撫十道，同時規定：今後，都督、刺史赴任前，都要“麵辭朕當親與疇谘，用觀方略。”可見，唐玄宗是很重視地方政治策略的研討。同年十二月底，重申：“都督、刺史、都護每欲赴任，皆引麵辭旋，側門取候進止。”側門，是指東內左右側門。罷朝之後，六品以上臣僚包括刺史、諫官等如有“麵奏”，則由側門進出，史稱“側門論事”。通過這種方式，向地方官作指示。
在唐玄宗的重視下，地方吏治得到顯著的改善，湧現出一批卓有成效的良吏。如，“畢構為益州長史兼按察使，多所舉正，風俗一變。”玄宗特地降璽書表揚：“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川，弊論頓易。”又比如韋恒，“開元初為碭山令，政策寬鬆，人吏受之。”又如汴州刺史和河南采訪使倪若水，“政尚清靜，人吏安之。”他特別重視教育，“增繕孔子廟堂及州縣學舍，勵勸生徒，儒教甚盛，河、汴間不斷的稱讚。”玄宗手詔表揚他“達識周材，義方敬直，故輟綱墨守成規之重，委以方麵之權。”又如宋慶禮，曆任貝州刺史、營州都督等職，“為政清嚴，而勤於聽理，所到過的地方之處，人吏不敢犯。”這些例子反映開元吏治的顯著成就。“玄宗從開始即位，勵精政事，常自選太守縣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縣，民獲安樂。”
為了進一步發揮地方官的作用，貫徹“任賢用能”的原則，唐玄宗還采取了地方官與京官間互相交流的辦法。
雖然唐太宗、武則天和一些有識之士像陳子昂、劉知幾等，都反複強調過地方官的重要性，然事實上“重內官，輕外職”的傾向總是或多或少地存在著，而且唐中宗、睿宗時期特別突出。唐玄宗想要扭轉這種不合理的官員流向，采取了交換內外官的辦法。公元 714年正月，製曰：“當於京官內簡宏才通識堪致理興化者，量授都督、刺史等官。在外藩頻有升進狀者，按著他的身世授予京官。使出嚐均，永為常式。”這裏包括“出”與“入”，一方麵選拔京宮中有才識者擔任都督、刺史，另一方麵都督、刺史中政績優異者到京城做官。一般而言“入”者是樂意的，“出”者則未必都是痛快的。史稱“上雖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比如，公元 716年二月，揚州采訪使班景情調任京官大理卿，經過大梁，汴州刺史倪若水告別後，遙望班景倩一行西去，風塵滾滾，心裏不可名狀，對手下官屬說：“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入”者被看作“登仙”，“出”者又算是什麼呢？顯然，這話反映了士大夫“看不起外任”的傾向。
所以，公元 718年，唐玄宗又一次頒布敕令，強調“刺史兼於京官中簡擇，曆任有善政者補署。”過了兩年，又下詔書曰：“自今以後，諸司清望官闕，先於牧守內精擇。都督、刺吏等重要的人，兼向京官簡授。這個台郎下隊改，也是於縣令中通取。即宜銓擇，以副聯懷。”公元 724年六月，唐玄宗在《重牧宰資望敕》中重申：“朕欲妙擇牧宰，以崇風化；亦欲重其資望，以勵衣冠。從今以後，三省侍郎有闕，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闕，先求曾任縣令者。”這些敕令，證明玄宗堅持“任賢用能”的原則，實施地方官與京官交流的決心是很大的。但是，這也正好說明，要真正做到“出入嚐均，永為常式”，確實是很不容易的，反複強調也不一定奏效。原因不是個人，而是製度。要知道在大一統的封建帝國，君主專製主義政治體製必然是重上而輕下，重內而輕外，開元時期也是這樣。何況，權貴之家往往為自己的子弟謀求京職，不願外出地方官，而外任刺史或者出任外官則經常被當作一種貶職和懲罰的手段，這樣就加深了士大夫“輕外任”的傾向。
雖然唐玄宗在體製上不可能作根本性的改變，但是畢竟為內外官“出入嚐均”做了一些事。在玄宗的倡導下，不少京官經過選擇，紛紛出任地方官。讓他們獨擋一方，施展才智，地方吏治會有很大的改進。例如，倪若水以前是中書舍人、尚書右丞。開元初，奉命為汴州刺吏兼河南采訪使。盡管他本人也有“輕外任”的看法，但作為一個有才識之士，治理地方，成績優異。又如李漩，隆基為太子時曾任東官僚屬，開元初授潤、虢、潞等州刺史，“所曆都以誠信待物，稱為良吏。”又比如，公元 724年六月，山東旱災，“朝以選朝臣為刺史，目的是為了撫慰貧民。”玄宗下製強調：“長吏或不稱，蒼生或不寧，深思循良，以喬過弊，仍重諸侯之選，所以自朝廷始之。”於是，以黃門侍郎王丘、中書侍郎崔沔、禮部侍郎韓休等五人做山東諸州刺史。公元 725年，“玄宗令宰臣擇刺史之任，必在得人”，結果吏部侍郎許景先被選上，出為虢州刺史。以上事實說明，唐玄宗“重諸侯之選”，從京宮中選擇刺史，目的是加強地方吏治。
明皇以前的皇帝，不在意地方官的選用。就像中宗朝宰相韋嗣立指出的：“刺史、縣令，是治理百姓最重要的官吏，但是近年以來，卻不挑剔。京官犯罪或者聲望不好的，才派出去當刺史；年老幹不了多少事情的，才委派縣令。這種風氣已經很長時間了，上下都知道。這樣治民，怎能治好呢？”而明皇卻充分認識到了地方官的重要性。他說：“郡縣是國家的根本，刺吏、縣令是執政的根基。我經常注意這些官員，因為他們和其他官吏不同。 ”“我挑選好的刺史和縣令則為了更好地管理百姓。”“愛惜百姓，關心他們的痛苦，就要依靠刺史、縣令。應該和他們一同治理天下。”“發揚風化，靠的是刺史、縣令。應該挑選合適的人，和他們一起治理百姓。”安撫百姓，靠的是縣令。總之，明皇認為郡縣是國家的基礎，刺史、縣令是治理百姓的主要官吏。
縣是地方吏治的根本。因為縣令人數眾多，自然難以全總考核。唐太宗隻是親“簡擇”刺史，至於縣令則由五品以上的京官各推選一人。而就唐玄宗親自考核縣令來說，其重視的程度都遠遠超過了曾祖父。
公元 713年十月初，“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歲饑惠養黎元之意。 ”京縣包含長安、萬年、河南、洛陽、太原、晉陽六縣。畿縣指京兆；河南、太原所管各縣。唐玄宗當皇帝不久，特地接見京畿縣令，表明了對地方吏治與社會安定的重視。但是，長期以來，弊病非常多，地方官中濫竽充數者不少。公元 715年，有人提議“精簡”刺史縣令，玄宗命召尚書省官討論。姚崇認為，“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玄宗接受了這種建議，停止討論“精簡”問題。人數眾多，難以嚴格挑選，不可能都稱職，這也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按照姚崇的意見辦，停止“精簡”，勢必助長了濫舉的歪風斜氣。因此，公元 716年，居然出現了“今歲吏部選敘大濫，縣令非才，全不簡擇”的狀況。四月，“有人密奏上”，秘密地向皇帝報告“全不簡擇”的情況。這裏，所謂“有人”，是否有去年提議“精簡”的人，誰也不知道。用“密奏”的方式，明顯是要躲過宰相姚崇及尚書省官，防止再次不了了之。此事引起了唐玄宗的重視。新授縣令入殿拜謝那天，唐玄宗在宣政殿親自主持考試，“問安人策一道”。試者二百餘人，其中竟“有”即交白卷的，不入第的二十餘人還舊官，四十五人放回去習讀。唯獨鄄城令韋濟，詞理第一，封為醴泉令。鄄城屬濮州，醴泉離京師近，自緊縣擢為次赤縣，是升職了。隻人說，“濟至醴泉，以簡易為政，人用稱之。”唐玄宗不僅對考試不入第者作了懲罰，而且還追究吏部“選餘大濫”的失職之罪。同年五月，吏部侍郎盧從願“以注擬非才，左遼豫州刺史。”吏部侍郎李朝隱“以授縣令非其人，出為滑州刺史，”像這樣的處理，在唐朝曆史上是非常少見的，說明唐玄宗求治心切，決心整頓吏治，以保障“任賢用能”方針的實施。
當然，由皇帝親自考核縣令，是不可能常常進行的，終開元之世，就這一次而已。縣令還是通過推舉出來的，報吏部核準公元 721年四月，敕曰：“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指京兆府、河南府、河中府、太原府等上佐，各推舉縣令一人，看他的政善惡，為舉者賞罰。”這裏的“懲罰的獎賞”規定，明顯是為了防止出現“選敘大濫”、“縣令非其人”的狀況在此出現。
總之，從中央宰輔到地方官吏，唐玄宗都加以認認真真地選拔，朝廷裏，選用群官，必選其精當；地方上，簡擇良吏，不是人才不用。當時有人稱讚玄宗“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這是有曆史根據的，唐玄宗之所以贏得“開元之治”，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善於“任賢用能。”自從唐太宗開創“貞觀之治”的成績之後，他虛心納諫的作風，對唐代影響非常深刻，能否納諫，成為檢驗君主是否賢明的標準。玄宗也學習唐太宗的作風，即位後就下敕：“求直諫，廢不急之務。”
在通常情況下，在艱難困苦之中，容易聽取別人的不同意見。勝利了，不一定都能如此。唐玄宗的可稱讚之處在於：打敗公主集團後，親自理政，依然堅持求諫與納諫。姚崇的“十事要說”有一條納諫諍的建議，說：“臣請凡在臣子，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以嗎？”玄宗答道：“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這裏看到了貞觀諫諍的深刻影響。
龍，是封建皇權的象征；碰到龍鱗，也就是責備皇帝。如果君主容不得與己不同意見，那麼臣下誰又怎麼敢觸犯龍鱗呢？唐太宗曾公開號召臣僚們“不要怕責備皇帝”，唐玄宗也是照此實施的。這種雄豪的氣度正是每個傑出的政治家的素質所在。
當真，唐玄宗不僅“容之”，而且“行之”。過了兩個多月，也就是 714年正月，“製求直諫昌言、弘益理政者。”這是通過製令的方法，號召屬下臣僚和士庶都積極地提出各種建議。之後的二十多年尤其是前十年，出現了盛唐曆史上諫諍盛行的第二次高潮。上書封事，上書切諫和陳時政者非常之多，其中不光有宰相等中央臣僚，有刺史等地方官屬，有親王貴戚，還有平民百姓、文人學者、方會隱士等等。
貞觀時，中書門下和三品官上朝奏事，肯定派遣諫官、史官跟著，“有失則改正，美惡必記錄下來”，百官對仗奏事，禦史服法冠監奏，當麵彈劾，“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這就是唐太宗定下的製度。宋璟作宰相，決心恢複貞觀的政策，玄宗也十分讚同和支持。於是公元 717年九月，下令規定：“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這就從製度上保證諫官、禦史得以從容發表建議，史官則據實上書皇帝。
開元初期，唐玄宗基本上是能接受忠諫的。如先天二年正月十五日，玄宗剛即位時間不久，為慶祝和粉飾太平，下令開皇城門，燃燈千百，賜天下大醣，並奏樂歌舞，連續一個多月。玄宗與皇後夜以繼日，登城門樓觀看。左拾遺嚴挺之上書進諫曰；“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美風化也。”玄宗采納了這一正確意見，並下敕表彰嚴挺之的“忠直”，給予“厚賞”。
715年，由於台省郎官過多，有些官員又不稱職，尚書左丞韋玢奏請罷免一批，改授他官。結果韋玢遭到郎官的攻擊，在淘汰郎官的同時也被出任外官刺史，宰相準備任命他為冀州刺史，但玄宗下敕改為小州。姚崇認為如此處理不太妥當，進諫說：“台郎寬怠及不稱職，玢請沙汰，乃是奉公。台郎甫爾改官，玢也就是貶黜於外，議者都說郎官謗傷；臣恐後來左右丞指以為戒，則省事何從而舉矣！伏望聖慈詳察，使當官者無所疑懼。”玄宗乃授韋玢做冀州刺史。
玄宗曾令宦官到江南捕捉、等水禽，目的是供宮殿園池之玩。遠自江、嶺、水陸傳送，沿途很麻煩。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表切諫，認為這樣做妨害農作，“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貴鳥也！”語氣很尖銳，就像指責。玄宗還是聽取了，把禽鳥統統放掉，賜給倪若水帛四十段，表彰其“骨鯁忠烈，遇事無隱。”不過，在“手詔”中說：“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明白我的意思，采鳥稍多。”這是在為自己辯護，把責任推到宦官身上。沒過多長時間，又發生了一件事。依據胡人的建議，玄宗派人到海南和師子男，尋求珍寶、靈藥和醫媼。監察禦史楊範臣勸諫，說：“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唯恐非陛下之意，願熟思之。”實際上，下令派人前往的，不是別人，完全是“陛下”的意思。所以，玄宗無法再辯解了，“遽自引咎，慰諭而罷之。”一個位居九五之尊的帝王能夠“引咎”自責，知錯就改，還是難能可貴的！太常卿薑皎是玄宗藩王時的老朋友，參與密謀誅太平公主，立有大功，“由是寵遇群臣莫及，常出入臥內，與後妃連榻宴飲，賞賜了很多東西。”薑皎與唐宗室、朝中達官還有連姻。其弟薑晦，也因為薑皎的關係連累遷史部侍郎。宋璟上言薑皎兄弟“權寵太盛，非所以安之”。玄宗就在開元五年七月，降薑晦為宗正卿，薑皎卻“放歸田園”，隻給了個散官的稱號。
有一次，玄宗在宮中複道中散步，通過隔牆看見衛士將吃剩的飯菜隨意丟掉了。玄宗大怒，就想將衛士處死。衛士糟蹋糧食固然不該，但處以死罪未免小題大作了。然而當時左右都不敢說話，惟玄宗胞兄寧王憲從容諫曰：“陛下從複道中偷看過失而殺之，臣恐怕人人不自安。而且陛下惡棄餘良於地者，為食可以養人也；今以餘食殺人，無乃失其本乎？”玄宗省悟，起身道：“若非兄長，幾至濫刑。”遂下令釋衛士。這表明玄宗對正確的意見是能加以接受的。
公元 719年，玄宗因岐山令王仁琛是藩邸老官吏，為照顧自己的舊臣，特降墨敕令授五品官，宰相宋璟不讚同，奏意：“故舊恩私，則有大例，除官資曆，非無公道，仁琛緣舊恩，已獲優改，現在如果再蒙超獎，遂於諸人不類；又是後族，須杜輿論。乞下吏部檢勘，敬無負犯，於格應留，請依資稍優注擬。”玄宗聽從了宋璟的意見，按照製度交吏部照章辦理。
貞觀進諫有一條準則，叫做“虛己納下”。作為封建帝王，要容納卑臣意見必須有虛心求教的態度。如果藐視一切，動不動訓人，誰還敢講話呢？唐玄宗雖然不是時時處處都能虛己納下，但最起碼開元前期很尊敬大臣的。史稱“玄宗初即位，體貌大臣，賓禮故老，特別注意於姚崇、宋璟，引見便殿，皆為之興，去則臨軒之前。其他宰臣，優寵趕不上。”便殿即紫宕殿，在正殿的後麵，姚、宋每進見，玄宗就從禦座上站起來，表示尊敬。姚、宋離開時，又臨軒以遂。這種禮遇反映了玄宗虛己納下的心理。宋代範祖禹就這件事評曰：“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
唐玄宗為什麼會這麼“優禮故老”呢？原因很簡單。開元之初，玄宗不過二十九歲。雖然經曆了六月政變以來的複雜鬥爭，頗諳策略手段，但對如何治理好天下，還是沒有經驗。而姚崇已六十四歲，宋璟也有五十一歲，他倆早在武則天時期就表現出傑出的政治才華，再經唐中宗、睿宗兩朝，積極吹噓“依貞觀故事”。
“玄宗初即位，親訪理道”，自然聽得進姚、宋的各種意見。“每事訪於元之，元之立即答應，同僚唯諾而已，所以上專委任之。元之請抑權幸，受爵賞，納諫淨，卻貢獻，不和群臣褻狎；上麵全部接納。 ”715年，玄宗以前和盧懷慎說：“朕以天下事委姚崇。”充分的表明對姚崇是何等的器重！至於宋璟，後來以“論得失”出名，敢於講話，包括武則天都是“內不能容，而憚其公正。”唐玄宗對他那副“敢犯顏直諫”的行為，“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也委屈從之。”宋璟還“顧天子方少”，時常“危言切議”。像這樣在青年皇帝麵前擺起老資格來，卻是很少見的。正如宋代史臣所評論：“宋璟剛正義過於崇，玄宗所尊敬的，常屈意接納。 ”
隻要是善納諫諍的帝王，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往往都勇於自我覺悟，敢於承認與改正錯誤。唐玄宗也是這樣。公元 714年八月，他接受民間輿論的批評，深知“求聲色”的錯誤，在詔令中說：“見不賢，反省不如自己。”這種知錯自省的精神，正是唐玄宗尊賢納下、虛心求教的思想根本。公元 716年，倪若水批評宦官獵捕禽鳥，玄宗就用“手詔”的方式作了自我批評。楊範臣批評求靈藥等，玄宗便引咎自責，在臣下麵前公開檢點自己的不對。公元 719年，宋璟等批評築高墳不合禮式，玄宗虛心接受，表示“每事常欲正身”，嚴格以身作責。
以上事實，從各個側麵反映了開元諫諍的大體情況。唐玄宗如唐太宗那樣“從諫如流”，“虛懷納誨”的事跡還是很受人關注的。就“容納”諫諍來說，唐朝李德裕把“太宗、玄宗”相提並論，是很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