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姚崇以前參加五王除二張的密謀，立有大功。
姚崇在武則天、中宗、睿宗三朝中，擔任過兩次宰相： 698年十月到 705年二月，共六年多； 710年後半年，共半年多。他還多次擔任過中央和地方的許多重要官職，所以，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在官吏、百姓中間享有崇高的威望。
姚崇還有一個最大的、別人都沒有的特點，那就是頭腦靈活，善於隨機應變，北宋大史學家司馬光評價姚崇“尚通”，就是指他善於隨機應變；唐朝的史官稱讚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
明皇對姚崇特別信任、大膽使用。有一次，姚崇向明皇請示任命一些小官，明皇卻眼睛看著天棚，既不看他，也不回應。姚崇一再說明，等待明皇回答，但是等了半天，明皇還是不回應。伴君如伴虎，姚崇以為自己錯了，很害怕，驚恐地退了出來。他走了以後，高力士勸明皇說：“陛下剛剛繼承大業，宰相請示事情，應當麵表態。姚崇雖再三說明，陛下卻連看都不看，我怕今後宰相心裏會很怕您的。”明皇激動地說：“我既然任命姚崇當宰相，重大的事，他當天就應該上奏，和我一起決定；至於任命小官這樣的小事，他自己不能拿定主意，還要來麻煩我嗎！”再說姚崇回到自己的府邸以後，心裏還在惴惴不安。過了一會兒，高力士為傳達事情，順便說明了明皇的意思。姚崇才放心了，而且感到很高興。朝臣們聽說這件事情，都讚成明皇有人君的風範，懂得施政的道理。
當時，姚崇在京城沒有自己的住宅，寄宿在罔極寺。開元四年十一月，他患了瘧疾，明皇派使者去探病，這天派去了幾十人。副宰相源乾曜請示事情如果中明皇的意，明皇就高興地說：“這一定是姚崇的主意。”若不合明皇的心，明皇便生氣地說：“怎麼不先和姚崇商量！”源乾曜隻好承認這是事實。每次有大事，明皇都叫源乾曜到罔極寺去問姚崇。後來，源乾曜覺得這樣做很不方便，請求姚崇搬到四方館來住，而且讓他家裏人進來侍候，明皇馬上恩準。姚崇認為四方館裏有文件和圖書，他同家裏人住著不方便，堅決推辭。明皇則說：“設四方館，是為了官吏辦公；讓你搬進來住，是為了國家，我恨不得讓你住到皇宮裏呢，住在四方館，你還猶豫什麼！”
為了使姚崇能更好地發揮自己的作用，明皇給他配備了合適而又得力的助手。姚崇剛拜相時，宰相還有張說和劉幽求。這兩個人都十分有才能。但是，群虎不能同在一山，很明顯，他倆都不能當好姚崇的助手。挑來挑去，明皇挑中了盧懷慎。盧懷慎，滑州靈昌人，進士出身，開元元年十二月到四年十一月擔任宰相，共三年。盧懷慎拜相以後，知道自己才幹不如姚崇，故而每件事情都讓姚崇處理，自己不敢擅自作主，所以當時人嘲笑他是“伴食宰相”。實際上，盧懷慎為人既不嫉妒，又懂得謙讓，能和姚崇同心合力，協助明皇治理國家，盧懷慎還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嚴格要求自己。他一生節儉，衣服用具，從來不用金玉綢緞做裝飾。他不貪汙，不受賄，不收禮，有時還將自己的俸祿，送給親朋好友。他雖然做了大官，但是妻子、兒女依然過著清苦的日子。有一次，他到東都洛陽去選官，隨身用品，隻裝在一個布袋裏。開元四年十一月，他得了重病，宋璟和盧從願去看望他。見他家隻有一領破舊的竹席，門上連簾子也沒有。當時正好趕上刮風下雨，他隻好用破竹席來擋風雨。他招待兩人吃晚飯時，隻有幾盤素菜。他死了以後，因為家裏沒有錢，沒法喪事，有一個老人家，請求賣己身替他辦喪。後來，在別人提議下，明皇賜給他家一百段布帛、二百石糧食。以後，明皇又賜給他家一百匹絹。一天，明皇經過他的墓地，看見連墓碑都沒有，站立了很長時問，感動得掉下淚來。回宮後，明皇馬上下令給他立碑，叫當時有名的文人蘇頲起草碑文，明皇親自書寫。所以說，委任盧懷慎這樣的人做姚崇的助手，是非常正確的。
唐玄宗為了鞏固皇位，“共洽維新”，自然地想起了姚元之。“玄宗將獵於渭濱，密召元崇會於行所。”所謂“密召”，包含有料想不到的人事安排。果然，十月十三日驪山講武，罷免兵部尚書郭元振。十四日，玄宗獵於新豐界渭川，姚元之恰好趕到，立刻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先後兩天，一個罷免，一個任命，自出於唐玄宗的精心考慮。
史稱，“上初即位，勵精為治，每事輪到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隻要遵守諾言而已，故上專委任之。”這年十二月初一，改元“開元”。過了十二天，以姚元之兼中書令。元之避“開元神武皇帝”尊號，恢複舊名崇。唐玄宗之所以“專委任”姚崇，是因為於姚崇跟別的臣僚不一樣，他作為忠誠的皇權擁護者，從長期的從政經驗中悟得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略，而這些方略又完全符合唐玄宗安定皇位的需求。難怪玄宗這樣地讚美他；“宏略冠時，偉才生代，識精鑒遠，正詞強學，有忠臣之操，得賢相之風。”所謂“忠臣之操”，顯然是要大力表揚的。
曆來忠臣與功臣是有些區別的，各有其用。如果說，唐玄宗在發動政變時更多地借助一批功臣，那麼，“勵精為治”時就要重用“有忠臣之操”的賢相了。所以，姚崇既為宰相，原來一批因政變而產生的功臣，紛紛從高位上下來了，不少人外任刺史。
功臣郭元振最早被罷免，甚至處以流放。開元元年十二月初一，雖然天下大赦，元振起為饒州司馬，怏怏不得誌，於途中病逝。
功臣張說以前是太子隆基的侍讀，“深見親敬”。後鼓吹太子監國，並獻計除滅太平公主，“玄宗深嘉納焉。”七月十四日，以功拜中書令，封燕國公。十二月初一，改元並改易官名，拜紫微令。僅過十二天，姚崇已經為紫微令，張說也就被罷職了。又隔十一天，張說左遷相州刺史。然後，又坐事左轉嶽州刺史。功臣劉幽求是六月政變和七月三日事件的主要策劃者之一，勳業顯著。既誅太平公主，被任命為左仆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可是，就在張說左遷的那一天，劉幽求也被貶為太子少保，丟掉了實權。公元 714年閏二月，因有怨言牢騷，被降為睦州刺吏。歲餘，遷杭州刺史。公元 715年十一月，自杭州徒郴州刺史，途中憤恚而死。功臣鍾紹京曾參與六月政變，從禁苑總監升為戶部尚書。玄宗即位，遷太子詹事。他與太子少保劉幽求一道，“發言怨望”，同時降為果州刺史。七月，由於妄陳林咎，貶為溱州刺史。
功臣王琚早年與太子隆基是朋友，“叫做王十一”。他還是七月三日事變的直接參加者，因為立了功封趙國公。“琚在帷幄之側，常參聞大政，時人謂之‘內宰相’，沒有人能和他比的。”可是，不久就被玄宗所疏遠。公元 714年閏二月，與劉、鍾同時，被貶為澤州刺史。
功臣崔日用以前參加過六月政變，出謀劃策誅太平公主。開元初期，被貶為常州刺史，削實封三百戶，轉汝州刺史。
宰臣魏知古曾告發太平公主七月四日密謀叛亂，立了大功。後來，官至黃門臨。開元二年（公元 714年）五月，罷知政事，除工部尚書。由上可見，一個個功臣或流貶，或外放，或罷相。
唐玄宗為什麼要將功臣外放呢？原因是吸取了往昔政局動蕩的教訓，為了防止可能發生的新的動亂。功臣們確實有翊讚之功，沒有他們的努力，很難登上皇位。但是，如今要鞏固皇權，就不能不注視著他們的動靜。要知道，功臣們大多是“有通力且又多變的”的人物，崔日用自己就承認：“吾一生行事，皆臨時製變，不必重專守蛤謀。每一想之，不芒剌在於北也。”崔某的“反思”，說明政變再次出現的時代扶植了一些善於搞政變的人物。對於唐玄宗來說，這些人是善變的功臣，卻不是誠實的忠臣。因此，有人對玄宗說；“彼王琚、麻嗣宗譎詭縱橫之士，可與履危，不可得誌。天下已定。宜益求純樸經述之士。”這話立刻動搖了玄宗的心，不久前“宴慰終夕”的王琚就疏遠離開了京城。所謂“純樸經述之士”，無非是指“有忠臣之操”的人。貶謫功臣，重用姚崇，這是唐玄宗安定天下的必然取向。
宋代史臣評論說：“雄邁之才，不用其奇則厭然不滿，當然不可使。”人不在京城，而且分散各地，也就不可能結黨營私了。
怎樣妥善地安置功臣，是關係到政局穩定的大問題。開元初期，“姚崇勸不用功臣，宜矣。”功臣外刺，對於鞏固皇權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如果一味地貶逐，不做撫慰工作，也會造成新的麻煩。唐玄宗作為傑出的政治家，沒有枉殺功臣，沒有被狹隘的心理所支配，而且可以肯定別人的應該肯定的功勞，表現了某種寬容的器度。
例如，驪山講武時，下令斬唐紹。“紹死後，玄宗追悔之。”一個封建專製時代的帝王能為自己的誤殺臣下而後悔，畢竟是很可貴的。後來沒有錯殺功臣，像與此事的教訓有關。郭元振被處流刑後，“帝思舊功，起為饒州司馬。”既然“姑欲立威、”的目的已經達到，也就沒有必要施以刑罰了。公元 713年十二月一日，下令大赦，宣布：“郭元振往立大功，保護於朕。頗失軍容，頃因閱武，責情放逐，將收後效，可饒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不因其過錯而不記大功，這種以觀後效的做法還算是可行的。
又比如，鍾紹京自左遷果州刺史後，又坐他事貶懷恩縣尉，悉奪階封，再遷溫州別駕。到了公元 727年人朝東都洛陽，拜見玄宗，老淚縱橫，泣奏曰：“陛下豈不記疇昔之事耶？何忍棄臣荒外，永不見闕庭。且當時立功之人，今並亡歿，隻有臣衰老獨在，陛下豈不垂湣耶？”玄宗聽了，“為之惘然”。憶及十七年前，夜戰禁宮，苑總監鍾紹京率領戶奴及丁夫二百餘人，手拿著斧鋸以跟隨著，那情景哪能會忘記呢！當時立功之人，如劉幽求、崔日用等，一過世，麵對這位健在而又衰老的功臣，又怎能不產生憐湣之情！所以，就在這一天，封鍾紹京為銀青光祿大夫、右諭德。時間長了，遷少詹事。“年逾八十，以官壽卒。”
此外，還有坐“幽求黨”而貶謫的王琚，曆諸州刺史。到了公元 734年，起複太子右庶子，仍兼地方刺史。天寶以後，又為廣平、鄴郡大守。這個人性格豪放，縱酒享樂。“玄宗念舊，常铖容之”。曆史上說，王琚“攜妓從禽，恣為歡賞，垂四十年矣。”
以上事實說明，開元初年，功臣外刺是必要的，不這樣做不足以鞏固皇位。而當皇權已臻穩定的時候，唐玄宗又念舊功，寬容待他。這樣做，同樣是有利於政局的安定。
唐玄宗還總結了西漢與東漢的曆史經驗，以“南陽故人，優閑自保的史實”告誡功臣。
公元 717年，賢相姚崇已辭職，繼任者宋璟仍推行安定皇位的政策。當時，太常卿薑皎及其禦史中丞、吏部侍郎薑晦，當朝用事，“宋璟憑借其權寵太盛，恐非久安之道，屢奏請稍抑損之。”薑皎，是玄宗在藩時的好友，曾密謀誅韋後勢力。及玄宗即位，“數召入臥內，命之舍敬，曲侍宴私，與後妃連榻，間以擊球鬥雞，常呼之為薑七而不久也。”這樣受寵的待遇，違背禮節，在皇權主義者看來，實在不是“久安之道”。經宋璟多次上奏，唐玄宗明白過來了，“亦以為然”。這年七月，將薑皎放回田裏，令其自娛，同時遷薑晦為宗正卿，廢除了他的權利。還特地下敕曰：“西漢很多的將士，多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並以優閑自保。觀失先後之跡，吉凶之數，較然可知，良有以也。”這裏，以西漢功臣被誅的故事為借鑒，吹捧東漢元勳“優閑自保”的做法，目的在於鞏固皇權，防止動亂。唐玄宗強調指出：“朕每欲戒盈，用克終吉。未若避榮公府，守靖私第，自弘高尚之風，不涉囂塵之境，沐我恩貸，庇爾子孫。”隻要擁護皇權，不幹預時下的政治，盡可以放縱娛樂，永保富貴。此乃唐玄宗安置功臣的重要原則之一。
李隆基心鐵但是手軟，即便對文武大員也較少殺害，其主要方略還是柔道治國。
開元之初，政局雖已穩定，但不安定因素依然存在。玄宗的兄弟很多，開元初年在京師長安的有宋王成器、申王成義、鄰王守禮、岐王範、薛王業曾分掌左、右羽林軍，後來又參預討平太平公主有功，地位很不一般。上述諸王在當時的客觀條件下雖然沒有凱覦皇位的企圖，但他們的特殊名分和在皇室中的地位，很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如處置不當，很可能成為不利於皇位穩定的潛在因素。因此，在睿宗朝時，姚崇、宋璟就曾建議削弱宗室諸王的權力和地位，結果是不得而知。
張說找岐王範聯係時，正好姚崇遇到。他日，姚崇於便殿謁見玄宗，故意裝跛腳行走，玄宗問道：“有足疾乎？”姚崇答道：“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 ”上問原因，他答道：“歧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所以擔心。”重臣交通王家，這是觸及玄宗中央集權的敏感問題，玄宗當然不會善罷甘休。於就把張說貶為相州刺史，劉幽求則罷為太子少保。
唐初，功臣食實封者不超過二、三十家，封戶最多的不超過一千戶；武則天以後封戶逾製，到中宗時食實封者增至一百四十餘家，封戶最多達到七千戶。尤其是宗室王、公主的封戶倍增。在神龍以後至開元初年，每次政局動蕩之後，新執政者為施恩惠，是會大加賞賜，於是諸王、公主的封戶節節加增。按唐朝開國初年的製度，親王食實封八百戶，最多也隻有一千戶。公主三百戶，長公主可加三百戶，最多也不過六百戶。高宗以後，武則天所生的諸王、公主，食封都逾製，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封戶都達三千戶。其他親王、公主也多在千戶以上。睿宗時，太平公主又劇增至一萬戶！玄宗即位初，無一例外也要施恩諸親王，宋王成器為五千五百戶，岐王範、薛王業為五千戶，申王成義為四千戶，鄰王守禮為一千八百戶；皇妹公主，食封皆一千戶。
如此，國家的租調很大一部分落人諸王貴戚之家，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大減少，而百姓的負擔都成倍增加。為此，玄宗規定：封家的租調一律改歸政府合在租庸調內統一收取，然後在京師由太府根據封家的食封戶數，統一發放，避免諸王貴戚直接向封戶征收。這樣，原宗室王、公主“衣食租稅”的特權便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向封戶無限止的剝削得到了限製。這是玄宗對食封製度的一項重要改革。
在此同時，玄宗又進一步限製諸王、公主的封戶數，他對莫名其妙要求增加封戶的公主說：“百姓租賦，非我有，士出萬死，賞不過束帛，你有什麼功勞，而享多戶耶。使短儉嗇耳，不亦可乎。”但是，在開元以前已封的，玄宗由於各種原因，保留其封戶數；開元以後規定皇子封王者賜封二千戶，皇女為公主者賜封五百戶，都大概以三千為限。玄宗對封戶數的限製方麵，方法並不徹底，也沒有恢複到唐初親王八百、公主三百，限以一千的程度。可是積重難返，能這樣做已是相當不容易，因為玄宗必須對親、公主妥協，才能取得他們的支持。
對於封戶的人數，玄宗也作了些調整。開始封戶人丁皆三丁以上，稱之為“真戶”。封戶的租稅，食實封者十分取九，一分上交朝廷。但是由於封戶的人丁數沒有限度，因此，刺激了食封者千方百計取高貲多丁者為封戶，使一些貪佞的人有機可乘，太平公主、安樂公主就是這樣。唐玄宗針對這種製度上的弊病，規定封戶以三丁為限，租賦全人封家。這就彌補了漏洞，使政府可以控製食封者的實際租稅額。
唐玄宗以非嫡長子的身份即位，內心深處埋藏著對兄弟諸王猜疑的情緒。諸王外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玄宗為這種心理所支配而采取的舉施。諸王召還以後，猜疑心理並沒有完全消失。據稱，“玄宗常伺察諸王”。有一次，適逢炎夏季節，寧王憲“揮汗鞔鼓，所讀書乃龜茲樂譜也。”玄宗知悉後，高興地說：“天子兄弟，當極醉樂耳。”由此可知玄宗常常暗中偵察寧王的行動，而當知道長兄沉迷於音樂，也就稍稍放心些。
除了“伺宗諸王”外，還明文限製諸王的某些交往。“上禁約諸王，不使與群臣交結。”雖然諸王與劉幽求這些功臣的勾結是不可能，但是，跟其他朝臣的“交結”也會帶來麻煩，有礙於皇位的穩定。立約禁止，正是唐玄宗害怕心裏的折射。公元 720年，擔憂的事情果真發生了。光祿少卿、駙馬都尉裴虛己和岐王範遊宴，“兼私挾讖緯之書。”所謂“讖緯之書”，從來都是政局動亂的預言，很多內容為曆朝換代者所利用。當時正趕上冬十月，玄宗經過長春宮，知道這件事，深感問題的嚴重性。於是將裴虛己流於嶺外新州，離其公主。與此同時，對參加遊宴的萬年尉劉庭琦和太祝張諤也作了處理，分別貶逐為雅州司戶和山荏丞。但是，玄宗沒有追究歧王範，對左右曰：“我兄弟友愛，天生必無異意，隻是趨況之輩，強相托附耳。我最終不以纖芥之故責及兄弟也。”這番表白半是掩飾半是真情。兄弟之間相猜疑，哪裏有什麼“天生”的“必無異意”呢？在唐玄宗的心底裏，諸王與群臣“交結”毫無疑問是危害皇權的隱患，決不是小事。當然，嚴懲的確實“隻是趨競之輩”，因為這些人往往仰仗宗室成員為靠山，無事生非，製造禍端。隻要將他們嚴加處置，也就不會有“交結”問題了，也就無需“責及兄弟”了。
在此之後，又發生了新的事件。唐玄宗“嚐不豫”，患病欠安。東宮內直郎韋賓和殿中監皇琢恂“私議休咎”，結果被暴露出來。對此，唐玄宗是決不仁慈寬容的，隨即下令杖殺韋賓，左遷皇甫恂作錦州刺史。薛王業妃子的弟弟韋賓原，妃子怕受連累，“降服待罪”。薛王業也不敢入謁。如此驚懼，可以想見猜疑是何等的深重！這時，玄宗急令召見薛業來到殿廷階下，想進去不前，惶惶請罪。而玄宗卻走下階來，拉著他的手，說：“吾若有心猜阻兄弟者，天地神明，所共咎罪。”還設宴款待，慰諭業妃，令複其位。通過韋賓事件，暴露了皇室內部的勾鬥。看來，妃子韋氏確實沒有參與弟弟的“私議”活動，所以玄宗才不會株連及她，且演出了一場執手言歡的喜劇。
接二連三的事故就像聲聲警鍾，對於宗室和其他皇親國戚非嚴加防範不榀。所以，公元 722年八月，重申禁約，下令曰：“自今已後，諸王、公主、駙馬、外戚家，除非至親以外，不準出入門庭，妄說言語。所以共存至公之道，永協和平之義，克因藩翰，目的是厥休。貴戚懿親，宜書座右。”唐玄宗不但禁止諸王與許多大臣的“交結”，而且禁止皇親國戚之間的“交結”。特別是裴虛己事件之後，對駙馬都尉也嚴加管教，不準他們與朝廷主要官員往來，以免“妄說言語”搬弄是非。直到唐朝後期，名臣李德裕還曾提及：“舊製，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信來。開元中，訶督特別曆害。”
唐玄宗對待兄弟諸王，一方麵是猜忌、伺察與防範，另一方麵則是大力鼓吹“友愛之道。”史書稱“天子友悌，近世無比。帝既篤於昆季，即使讒邪交構其間，然友愛和開始一樣。”人們所說的“友愛”之道，突出地表現為以下幾種狀況。
隆基好多兄弟的青少年朝代是在“五王宅”裏度過的。那時“同開邸第”的生活狀況，後來成為唐玄宗吹捧“友悌”的話題。開元初；“帝友受至厚，殿中設五幄，與五王處，號五王帳。 ”很明顯，“五王帳”是從“五王宅”脫胎出來的。自興龐大舊宅改為宮殿後，諸王當然不能住在原處了，於是賜寧王憲和薛王業住在勝業坊，申王為和岐王範宅於安興坊，“邸第相望，環於宮側。”這樣的分布同樣有兄弟共處的意思。而且，興慶宮的樓宇設計也表現出來了：“花萼相輝樓在西臨待，以燕（宴）兄弟；勤政務本樓在南，以修政事。”可見玄宗聽政之餘，常常召諸王登樓同榻歡宴，禮儀全都像家人。有的時候，還親赴諸王邸第，賜金分帛。
為了表示願意和兄弟永遠分離歡樂，唐玄宗還將自己服用的丹藥，分別送給諸王，並致書說：“朕每思服藥而求羽翼，怎麼能像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頃因餘暇，妙選仙經，得到這個神奇的藥方，古老雲‘服之必驗’。今分此藥，願與兄弟等同保長齡，長生不老。”這裏，把“骨肉兄弟”看成是“天生之羽翼”，反映出唐玄宗的的真誠願望。因為“同保長齡”總比互相殘殺好，對政局穩定有好處。又有一次，薛王業得病，玄宗“親為祈禱，及謬，幸其第，置灑宴樂，更為初生之歡。”還特地作詩曰：“昔見漳濱臥，言將人事違。今天恰好趕上慶誕日，猶謂學仙歸。棠棣花重發，鎢原鳥再飛。”由這首詩可知對兄弟“友愛”之情，表達了“同保長齡”的意願。
死後追封“太子”，宣揚“孝車”。唐朝曆史上有過追諡“太子”的先例，但像玄宗那樣基本上給每個兄弟贈諡“太子”，卻是很少見的。這是一種特殊的“友愛”狀態。公元 724年十一月，申王病逝，玄宗下製表揚他“溫恭孝友”，說：“用表非常之榮，少寄天倫之戚。可追贈惠莊太子。”公元 26年四月，岐王範因病去逝，玄宗特別悲傷，手寫《老子經》，為之福。下製雲：“故太子太傅、上柱國、岐王範，特票聰明，率由孝友，可追贈惠文太子。”公元 734年七月，薛王業去世，贈諡“惠宣太子”。
宋代史臣範祖禹批評說：“太子，君子貳，不是當官的，而以為贈，何哉？雖親愛其弟，想更好的對他，然不正之禮，不足為後世法也。”這種意見還隻是從皇帝同太子的關係上立論，然而沒有體察到唐玄宗的用心良苦。玄宗久曆政變和動亂，深知“推刃同器”的後果。為了皇位的穩定，有必要宣揚“孝友”；而贈諡“太子”，則是表揚“孝友”的策略手段。及至唐代宗時，商議褒贈齊王倓，著名政治家李泌“請用岐、薛（王）故事贈太子。”從這可以看出，在唐朝君臣看來，贈諡“太子”並不是“不正之禮”而是值得模仿的。
寵榮大哥，贈“讓皇帝。 ”“友愛”的最突出表現是對待長兄的姿態。隆基為太子，也是嫡長子成器相讓的結果。這一點是不可以忘記的。後來，成器改名憲，封為寧王。“憲尤恭謹畏慎，未曾於議時政及與人交結，玄宗尤加信重之。”一不幹涉內政，不任以職事；二不與群臣來往，專以聲色娛樂；這樣一來，玄宗自然就放心了。申王、岐王、薛王先後去世，唯憲獨在，玄宗尤加恩貸。“每年到憲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居常無日不賜酒酷和異饌等，尚食總監及四方有所進獻，食之稍甘，即全分以賜之。”公元 741年十一月，寧王憲病逝，玄宗悲涕交集，追諡“讓皇帝”。冊封那天，特令高力士帶手書置於靈座之前，書稱“隆基白”，表達了“家人之禮”。手書強調：“大哥嫡長，合當儲貳，憑借功見讓，愛在簿躬。大哥事跡，身歿讓存，所以冊日讓皇帝，神之昭格，當茲寵榮。”這裏表揚大哥的謙讓精神，也是出於鞏固政權的需求。玄宗“不次為嗣”的隱痛至此才完全消失。
鞏固皇權的又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加強對北門禁軍的掌握。唐玄宗深知，以往每一次政變都跟禁軍特別是千騎、萬騎與飛騎有關。要防止“禍變”再起，保障穩固的統治秩序，則必須牢牢地控製住禁軍才行。
七月三日事變勝利沒多長時間，唐玄宗搞了一次氣勢宏大的軍事演習。這年十月十三日，在驪山腳下，“征兵二十萬，戈鋌金甲，耀照天地。列大陣於長川，坐進退，憑借金鼓之聲節之。三軍出入，號令很統一。”玄宗身穿戎服，手持大槍，站在陣前，甚至親自擊鼓，發令將士。這麼隆重的演習，顯然有它的政治目的。玄宗在賞慰士兵的詔中，宣稱：“往以韋氏構逆，近又凶魁作禍，則我之宗社危如綴旒，故斬長蛇，截封稀，戮梟獍，掃攙槍。使武之不修，人何克義？”由此可見，驪山講武是吸取了“祝變”經驗而采取的行動，“以振國威，用搜軍實。”除了向動亂勢力作示威外，更使皇權的威風大大地伸張起來。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天檢閱中，唐玄宗以突然襲擊的方法，解除了功臣郭元振的兵權。郭元振早在武則天時就是一員大將，後來於西土邊陲立功。睿宗即位，他官升到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公元 713年，參加七月三日事變，再次立了大功。可是，隔了三個多月，在驪山講武中，唐玄宗又因“軍容不整”的罪名，“坐於互不纛下，將斬以徇。”唐玄宗隻是借此威風，並不想殺他。所以，宰臣劉幽求、張說出來求情，玄宗就決定“赦之，流於新州。”
與此同時，唐玄宗以“製軍禮不肅”為借口，宣布處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可是金吾衛將軍李邈沒有領會聖上的意思，立刻宣敕，將唐紹斬了。“時人既痛惜紹，而深咎於邈。尋在敕罷邈官，遂擯廢終其身。”其實，完全歸罪於李邈，也不公平。唐紹之死，無非是唐玄宗“始欲立威”的犧牲品。由兩位大臣得罪，諸軍幾乎都被皇權威勢所震憾。
因為唐朝北門禁官肩負著非常重要的宿衛任務，唐玄宗特別重視。
公元 711年，太子隆基監國時，因為“萬騎”有討誅韋後之大功，地位急劇地上升起來，而且人數眾多，所以，“秦改左右萬騎左右營為龍武軍，與左右羽林為北門四軍，以（葛）福順等為將軍以押之。”所謂“秦改”，就是建議。至於是否已經改為“龍武軍”，史書上沒有明確地說明。如果認為已改左右萬騎為“龍武軍”，似乎不是很確切。事實上，“龍武軍”名稱沒有被采用，依舊叫左右“萬騎”；隻是增設了“龍武將軍”名稱，以統率“萬騎”第一次組建的北門四軍，即左、右萬騎與左、右羽林軍。也就是，從前隸屬於羽林軍的左右萬騎兩營，如今正式有了獨立的編製，王毛仲和葛福順都擔任過龍武將軍。龍武官全是功臣，故號為“唐元功臣”。“長安良家子避征舶，納資以求隸於其中，遂每軍至數千人。”北門四軍的組建與擴大，對於消滅太平公主勢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開元時期，因為邊防軍事上的需要，左右羽林大將軍率領眾人在外，禁宮宿衛主要由左右萬騎負責。“北門奴官太盛”，結果引發了王毛仲事件，牽連到一批北門將領包括葛福順在內。據記載，葛福順又敘用，公元 732年率兵攻打登州海賊。看來，王毛仲已經被殺，有牽連的北門諸將沒有重新敘用的了。葛福順被貶後的結果怎樣？就算史無記載，肯定是沒有東山再起的可能性。
唐玄宗吸取了王毛仲事件的教訓，注重北門禁軍將領的選擇。史稱“在這之後，中官益盛，而陳玄禮以淳樸自檢，宿衛宮禁，誌節不衰。”陳玄禮，早年像葛福順一樣，是萬騎營長。參與六月政變，立了大功。但他從不驕盈放肆，因為“淳樸自檢”著稱。開元十九年以前，陳玄禮就一直默默無聞的，不像葛福順那樣與王毛仲來往，盛氣淩人。因此，葛福順等被貶之後，北門禁軍就由陳玄禮統率了。
為了整頓北門四軍，公元 738年，“析羽林軍置左右龍武軍，以左右萬騎營隸焉。”根據這個，龍武軍的建置是從羽林軍中分出來的，並不是改“萬騎”為龍武軍。將左右萬騎營歸於龍武軍管轄，說明唐玄宗對萬騎態度的改變。這樣，左、右龍武軍與左、右羽林軍，重新組建為北門四軍。公元 739年正月，“置龍武軍官員。”經過整頓的龍武軍，由龍武大將軍陳玄禮統率，主要的任務是宿衛宮禁、保衛皇帝。天寶中，玄宗在華清宮，乘馬出宮門，欲幸虢國夫人宅，玄禮奏日：“還沒有宣敕報臣，天子不能輕去就。”玄宗就回來了。 753年冬，玄宗在華清宮，想要夜出遊，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諫曰：“宮外即是曠野，須有備預，若欲夜遊，但原歸城闕。”玄宗也接受了，為之引還。由此可見，從開元晚期到天寶末年，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就像忠心耿耿的衛士，始終保衛著唐玄宗的安全，真可以說是“誌節不衰”！飛龍禁軍是一種特殊的禁衛力量。胡三省說：“飛龍禁軍，乘飛龍廄馬者也。武後置仗內六閑，一日飛龍，以為中官為內飛龍使。”原來，唐初以來，皇帝擁有內外親廄的馬，一日左右飛黃，二日左右吉良，三日左右龍媒，四日左右駒，王日左右駛醍，六日左右天苑，一共十二閑。武則天增設了禁中飛龍廄，由宦官掌管。到了開元，“仗內有飛龍、祥麟、鳳苑、鵷鸞、吉良、六群等六廄，奔星、內駒等兩閑。仗外有左飛、右飛、左萬、右萬等四閑，東南內、西南內等兩廄。”唐玄宗特別喜歡騎良馬。以前，皇帝外出都是乘車輿玉輅的。723年冬十一月，舉行祭祀南郊大禮，玄宗乘輅而去，禮畢，騎馬而還。“因為這樣行幸及郊祀等事，無遠近，皆騎於儀衛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