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派的領導者們已經樂觀到不再去深究這種分歧的原因了。他們隻是不斷地提醒福音派基督徒們，民主黨人不尊重他們的價值觀，不喜歡他們的教堂，同時還對全國上下其他人說，有宗教信仰的美國人隻會關心墮胎和同性戀婚姻問題，學校禱告製度與智慧設計論[ “智慧設計論（Intelligent Design）”認為物種進化的根本原因不是自然選擇，而是由智慧設計產生。它是一種與達爾文解釋生命起源完全不同的觀點，與傳統的神創論相比，它是一種更隱晦的認為自然中有上帝印記的理論。
]之類的事情。
大多數民主黨人都中了這個圈套。其實我們大不了都回避有關宗教價值觀的討論，唯恐得罪了別人，隻是一直對外界聲明，無論我們的個人信仰如何，憲法的基本原則都束縛著我們的手腳。最壞的估計也不過是一些自由派人士在公共場合聲稱反對宗教，認為宗教從根本上來說反理性，而且偏執狹隘，堅持將有宗教信仰的美國人描述為狂熱分子，或者認為“基督教徒”一詞隻適合用來形容某人的政敵，而非有宗教信仰的人們。
現在看來，如果我們的對手是阿蘭·凱斯的話，這種回避策略的確會適用於進步派人士。不過從長遠來看，我認為，如果我們不對信仰在人們生活中，尤其是美國人民的生活中的力量予以肯定的話，我們就犯了天大的錯誤。而且我認為，現在是時候來進行一場嚴肅的討論了，讓我們一起探討如何將個人信仰與當代多元化的民主社會統一起來。
如果我們的確要這樣做的話，首先我們需要認清，美利堅人民是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在我們當中，有90%的人都信仰上帝，70%的人都加入了有組織的宗教團體，38%的人都認為自己是虔誠的基督教徒，而且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更加相信天使的存在，而不是進化論。
這種宗教傾向不僅是經驗豐富的傳教士們成功說教的結果，也不是巨型教堂流行起來後所散發出的吸引力。實際上，根本原因是宗教正應了人們的渴求，而這種渴求比這些原因都要更為深刻，是一種超越了某種具體形態的渴求。
似乎無數美國人每天都在重複著必須例行的日程，送孩子上學、開車去上班、坐飛機去開商務會議、去商店購物、努力堅持節食，但他們漸漸意識到這樣的生活似乎缺失了什麼東西。他們最終認定，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財產、自己的消遣娛樂活動、自己的繁忙日程，不足以構成生活的全部。
他們希望自己的生活有清晰的目標，多姿多彩，有高潮也有低穀。他們希望能發泄出長久以來的孤獨感。根據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與以前相比，美國人的親密朋友和知己數目已經普遍減少了。因此他們需要一種安全感，需要肯定這世上一定有人還在乎他們，會認真傾聽他們說話，而他們不應生來注定要孤獨地走過漫漫長路，最終卻一無所成。
說到這方麵，我想談一下我的個人經曆。我生長在一個宗教氣氛不是特別濃厚的家庭。我隻有兩歲的時候，父親就回到了肯尼亞。我的父親出生時是穆斯林，後來成為無神論者。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曾是衛理會和浸禮會教徒，但並不做禮拜。我的母親是我所了解的最善良、精神生活最豐富的人，卻對有組織的宗教持懷疑態度。最終，我也變得和她一樣。
大學畢業後，我到了芝加哥，成為一名社區組織者，在一些基督教堂工作。從那時起我才正視了自己精神生活中的困惑。
我和教會人員一起工作，同我一起的基督徒們也接納了我。他們看著我熟讀《聖經》，知道我和他們有共同的價值觀，聽我和他們一起唱聖歌。但他們能感覺得出，我並沒有完全與他們融合為一體，依然有所隔閡。在他們中間，我仿佛是個旁觀者。
那時，我也意識到我的生活缺少了一些什麼。我的信仰沒有明確的方向，我也沒有加入任何特定的信仰組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永遠是孤獨的，永遠和他人有距離。
若不是因為傳統黑人教堂的一些獨特特征吸引了我，大概我就已經安然接受了這樣的命運安排。但在芝加哥生活幾個月後，我發現自己已經完全投身到了教堂之中，而且並非隻是投入了教堂的工作，而是成為了那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