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曾國藩由於種種條件的限製，他並不了解沿海戰事節節敗退、當事者糜爛不堪的真實情況，而且除了”官兵退縮不前“和”將不知兵，兵不用命“的原因外，他還把失敗之咎主要歸之於漢奸。漢奸助敵為虐，固然可惡，但對那些屈膝投降如琦善、奕山之流的滿族大員，棄城不戰如餘步雲之類的將領，以及屍位素餐如牛鑒之類的官僚，曾國藩卻不曾有一語譴責，或許是他有難言之隱，或許他就根本上被他們謊稱的”勝利“或冠冕堂皇的”理由“所迷惑。至於對外”夷“的凶狠麵目和侵略本質，以及外國侵略對中國的深刻影響，他更是未能超越時代而有絲毫的認識。尤其迂腐的，他竟然將喪地賠款的《南京條約》的簽訂，稱為”撫局已定“,可”安民而息兵“.他在”天國聖朝“的光圈的籠罩下，根本無視侵略者的實力，他根本看不到朝廷的腐敗和失敗的必然。認為”天不降災，聖人在上“.他沒有因戰爭的慘敗而引發民族危機感，甚至對敵人存有”永不犯邊“的幻夢，而把清朝廷的屈辱稱為”以大事小，樂天之道“.這與魯迅後來刻畫的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毫無二致。曾國藩這種思想落後於形勢的狀況，是清廷長期閉關鎖國、使國人對歐美的蓬勃發展一無所知、如同盲人的結果，是中國封建統治者和士大夫自漢唐以來對周邊國家和民族鄙視、蔑視的傳統心理的反映。曾國藩的傳統文化心理，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表露得相當充分，西方文化在他心頭上的衝突還不大。
第二次鴉片戰爭，對他來說，情況就大不相同了。他在這段期間已是幾十萬湘軍的統帥，清廷的各種文報他能及時讀到；對於外國侵略者在中國的某些行徑，他親聞親睹，尤其是他已直接與”夷人“打過許多交道。因此他對於《南京條約》後英、法、美、俄的步步侵逼，鹹豐七年（1858）十一月的廣州失守，鹹豐八年六月《天津條約》的簽訂，尤其是鹹豐十年八月英法聯軍侵占北京、火燒圓明園、鹹豐帝逃往熱河等一連串的石破天驚般的大事，他知道得相當詳盡，思想震動極大。
雖然，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二十來年間，曾國藩對外國侵略者的認識已逐漸的深化，但是，他仍然以儒家的文化心理看待侵略者。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他寫在日記上的一段話，可說是他對待外國侵略者的綱領性見解：
眉生言及夷務，餘以欲製夷人，不宜在關稅之多寡、禮節之恭倨上著眼。即內地民人處處媚夷、豔夷而鄙華，借夷而壓華，雖極可惡，而遠識者尚不宜在此等處著眼。吾輩著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目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剿發匪，二者皆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炮彈、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長，我皆有之，順則德有其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挾持無具，則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內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無能製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
這段話，有如下幾個要點：（一）以保存、鞏固清廷的統治為最高利益。認為侵略者沒有推翻清朝的統治（”不傷毀我宗廟社稷“），是德；助剿太平軍，是德。這就為以清廷為代表的中國封建地主與外國侵略者相互勾結，提供了理論根據。（二）隻要能保存和鞏固清廷的統治，由雙方議定關稅則改為侵略者直接管理中國關稅，喪失國家的主權，他認為無關緊要，不是”著眼“處；隻要能保存和鞏固清廷的統治，他認為崇洋媚外，”借夷壓華“的社會風氣，也不是”著眼“處。一句話，國家利益可以不顧、民族氣節可以丟失。（三）除了修政事、求賢才外，把製炮造船提到”自強之道“的高度。認為有了炮和船，對外，在與外國人和順時可以借此”報德“,與外國人不和時可以借此”報怨“;對內，可以借此掃清”媚夷“之風，或利用人民的”仇夷“情緒和手中的炮和船以”製夷人“.--這就是曾國藩的所謂”勤遠略“的具體化
曾國藩畢竟是一個受理學薰染很深的人，對待侵略者還大講什麼”信義“.鹹豐十一年，他說：”西洋通商各國，但以信義自處，一時當可相安“,這當然是一種幻想。但是，侵略者的肆行無忌，並沒有使他破除這種幻想。
《論語》隻說”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曾國藩卻大說與侵略者交要講信義，要謙退，要”無防範之方“,這豈不是與虎謀皮嗎？所以，曾國藩的”禦外侮“,帶有明顯的迂腐成分，在實踐中不能不敗下陣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