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早年曾是一個立誠居敬的理學門徒，怎樣會在晚年走上向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學習的坦途呢？
作為鎮壓太平天國的主要人物，曾國藩在鹹豐初年就收羅人材去購買和仿製洋槍洋炮，最初的動機和最直接的目的是為了”剿發逆“.可以說，當時的封疆大吏或帶兵統帥如果誰不這樣去考慮問題，還存在其他什麼動機和目的，隻能是個不識”時務“的呆子。因為，第一，”剿發逆“是當時滿朝文武的最大心事，也是曾國藩本人仕途逆順的關鍵，因而從這裏出發並為此目的去仿製洋槍洋炮，是很自然的。第二，曾國藩在走上鎮壓太平軍的戰場的初期，就有勝利”實賴洋炮之力“之歎，到了戰爭的後期，他的這種感性認識進一步加深。例如，太平軍李秀成部回救金陵時，同治元年九月初二日，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聞賊以炸炮炸彈打入營內，為之驚心動魄。“他要仿製洋槍洋炮洋船來對付太平軍，這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曾國藩所為”洋務“,發軔於屠殺革命群眾，與中國地主階級的”自救“（曾國藩稱之為”自強“）緊密相聯，是二而一的事。
然而，在”發逆“即將肅清或業已肅清的情況下，曾國藩仍然沿著自己開辟的”洋務“道路走下去，而且道路越走越寬廣，成效越來越顯著，這中間就有令人注意的更深層次的動因。
第一，曾國藩內心燃燒著中國士大夫傳統的愛國熱情。人們說，曆史進入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孕育著的資本主義新因素，”洋貨“和”洋思想“在五口通商後的大量輸入，由西洋文化在明末清初以來逐漸引進而引發的國人眼光的擴大，以及清朝廷的積弱積貧，都在促使中國發生變化，並使中國有了進一步學習西洋文明的土壤；曾國藩正是在這樣的土壤上由”一宗宋儒“的士大夫轉而把目光射向西方科學技術的。這種唯物主義的認同，無疑是深刻的。然而，它終究不能代替對曾國藩這個人物的具體分析。
曾國藩經曆了兩次鴉片戰爭所引起的中國社會大動蕩。
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時，他已躋身翰林院，剛進入不惑之年，正沉湎於程朱之學，他對於外國人和外國人對中國這個睡獅的猛烈衝擊，與他的同時代的絕大部分士人和官僚一樣，是很迷惑不清的。他以對待”蠻夷“的傳統的夜郎態度，來看待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件大事。他在日記和書信中，第一次提及這件事，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初十日用這樣的口吻寫的：”上年六月，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遊弋。聖恩寬大，不欲遽彰天討。命大學士琦善往廣東查辦，乃逆夷性同犬羊，貪求無厭。上年十二月十五，攻破沙角炮台。正月初五日報到後，又直逼虎門。正月初五報到，皇赫斯怒，於初六日通諭中外。初九日，授奕山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讚大臣。本日又策侍衛四人往廣東，備差遣。“分明是道光帝采取所謂”羈縻“政策，懲辦了堅決禁煙和抵抗侵略者的林則徐和鄧廷楨，並下詔開放煙禁，使英國侵略者得以肆意橫行，曾國藩卻說成是皇上氣度恢宏寬大，不想即刻興兵征討，分明是道光帝出爾反爾，在不能滿足”放手賣國“的琦善所答應侵略者的要求時，又宣布了沒有準備的近乎兒戲的征討令，曾國藩卻歌頌為”皇赫斯怒“.其後，奕山於四月初一夜至初七（5月21日至27日）與英軍開戰，喪失泥方和四方兩座炮台，死傷無數兵民，在廣州城頭豎起白旗，派廣州知府餘保純向英國陸軍少將恭行三跪九叩首禮，呈上求降書，賠上所謂”贖城費“六百萬兩。奕山卻謊報軍情，把大敗改為大勝，於初八日上奏說，”焚擊痛剿，大挫其鋒“;又將賠款改為”將曆年商欠清還“;將開放煙禁改為”暫準其與各國一體貿易“.曾國藩也與道光帝一樣被欺蒙，在家信中報道說：”廣東之事，四月十八日得捷音“,”廣東事已成功，由軍功升官及戴花翎、藍瓴者共二百餘人“.武裝販運鴉片的英國侵略者，在欲壑未填滿之前，當然不會滿足廣州戰役的勝利，於是沿海北上，先後攻占定海、寧波、鎮海、乍浦、吳淞，入長江，陷鎮江，向南京進犯。這段時期，曾國藩對這件大事向家人時有報道，但他撲朔迷離，不甚明了：”廣東事前已平息，近又傳聞異辭。“”英夷之事，九月十七大勝。“（實際上是餘步雲軍在鎮江不戰自潰。）”英逆去秋在浙滋擾，冬間無甚動作。“”浙江之事，聞於正月底交戰，仍爾不勝。去歲所失寧波府城，定海、鎮海二縣尚未恢複。“”英夷去年攻占澆灌寧波府及定海、鎮海兩縣，今年退出寧波，攻占乍浦，極可痛恨。京城裏麵人心安定，平靜無事，估計過不了幾日就可把洋賊消滅幹淨。寶山失守，官兵退縮不前，反在民間騷擾。不知何日方可蕩平！天津防堵甚嚴，或可無慮。“”逆夷在江蘇滋擾，六月二十一日攻陷鎮江，有大小船數十隻在大江遊弋。江寧、揚州二府頗有危慮。然而天不降災，聖人在上，故京師人心鎮定。“麵對敵人的長驅入侵，滿朝文武竟然”人心安靜如無事時“,而曾國藩卻不是枯如古井的理學家，他關心國家大事，較詳細地掌握了動態，表現了對侵略者”極可痛恨“的民族自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