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曾國藩是非常反對速戰速決的。尹杏農曾兩次寫信給正在“剿撚”前線的曾國藩，借指責周亞夫委棄梁孝王的故事，力陳“兵貴神速”之義。公元前154年，周亞夫平定七國之亂時，接受一個幕客的建議，讓梁國與精銳的吳楚大軍接戰，而自己壁於昌邑，深溝高壘，隻出輕兵至淮泗口，絕吳餉道。吳楚軍經過與梁國之戰後，銳氣大挫，且饑餓不堪，勉力向周亞夫軍挑戰時，周亞夫又堅壁不出，隻得引軍而去。這時，周亞夫立發精兵追擊，一舉而破吳楚大軍。曾國藩在回信中盛讚周亞夫這種深溝高壘，後發製人的戰術。並說：“國藩久處兵間，雖薄立功績，而自問所辦，皆極拙極鈍之事，與‘神速’二字幾乎相背，即於古人論兵成法，亦於千百中而無什一之合私心。”為什麼他作“極拙極鈍之事”?因為他認為，“兵，猶如火，易於見過，難於見功。”與其因求神速而立即見過，不如但求穩慎而漸緩見功。他稱讚曾國荃說的兩句話為“良為至論”:“穩紮穩打，機動則發。”然後馬上補充說：“然‘機’字殊不易審，‘穩’字尤不易到。”故須亟力追求，處處用心。
正因為穩慎，曾國藩極力反對浪戰，極力反對不知敵我、不知深淺的輕浮舉措。他說：“未經戰陣之勇，每好言戰。帶兵者亦然。若稍有閱曆，但覺我軍處處瑕隙，無一可恃，不輕言戰矣。”不輕言戰，即不打無準備之仗。他稱讚李續賓，說他“用兵得一‘暇’字訣，不特平日從容整理，即使臨陣，也回翔審慎，定靜安慮。”又說：“迪安善戰，其得訣在‘不輕進，不輕退’六字。”曾國荃統兵在吉安前線時，他叮嚀說：“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兵勇以浪戰而玩，玩則疲；賊匪以浪戰而猾，猾則巧。以我之疲敵賊之巧，終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餘昔在營中誡諸將曰：‘寧可數月不開一仗，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曾國荃在金陵前線時，他又囑咐說：“總以‘不出壕浪戰’五字為主。”曾國藩所說的“浪戰”,指勝負不分情況下的戰爭。即或有小勝，或僅小挫，浪戰都帶來嚴重惡果，士卒不但因浪戰而疲困，且因浪戰而對戰事玩忽。與其如此，不如堅而守之，弁勇身心強健，鬥誌昂揚，一戰可勝。這就涉及戰爭中求勝的快與慢的問題。不浪戰，或堅守不戰，似乎勝之甚慢，實際上，養足精力，看準時機，戰而必勝，雖慢實快；否則，欲速反不達。曾國藩這個於穩慎中求進取的戰略，可說是他的戰略思想的核心。
正因為穩慎，曾國藩強調“紮營宜深溝高壘，雖僅一宿，亦須為堅不可拔之計，但使我真能守壘安如泰山，縱不能進攻，亦無損於大局”.關於進軍，他說：“用兵之道，可進而不可退，算成必同時算敗”,因此須“先清後路，腳跟已穩而後進”.關於戰役，他主張“宜先守後戰，腳跟站定，庶免震撼之虞”.他常采用圍城打援之法，靜待城中敵人的疲蔽，然後一戰克之，如攻太湖、攻安慶、攻金陵，均用此法。
正因為穩慎，曾國藩提出了“以靜製動”的原則。他說：“守城尤貴於靜，務深思深慮。”他評述雙方將領的特點道：“林啟容守九江，黃文金守湖口，乃以悄寂無聲為貴。江岷樵守江西省城，亦禁止擊柝列矩。己無聲而後可聽人之聲，己無形而後可伺人形。”曾國荃圍攻安慶時，曾國藩反複開導他“慎以圖之”,“總作一堅守不戰之計”,“不分心攻城，專主堅守後濠”.為什麼要如此呢？他的理由是，“賊以積勞之後遠來攻撲，我軍若專守一‘靜’字法，可期萬穩”.故圍城者必須“神不外散，力不歧分”.他甚至認為，在掛車河一帶打援的多隆阿部也應作“堅守之計，任賊誘敵搦戰，總不出隊與之交仗，待其曬過數日之後，相機打之”,因為援軍“軍行太速，氣太銳，其中必有不整不齊之處，隻有一‘靜’字可以勝它”.
曾國藩的這一‘靜’字法，實乃《孫子》“敵疲我打”、“擊其惰歸”的具體運用，也是曹劌“一鼓三竭”的“氣勢”論的繼承與發展。鹹豐六年，他作《陸軍得勝歌》，提出“陸軍真秘訣”說：“他呐喊來我不喊，他放槍來我不放；他若撲來我不動，待他疲了再接仗。”這是曾國藩從“以靜製動”原則出發所作的規定。他說：“凡用兵最重‘氣勢’二字。”“‘氣斂局緊’四字，凡用兵處處皆然。”他引述曆史上的許多戰例，來論證蓄氣的重大意義：“大約用兵無他妙巧，常存有餘不盡之氣而已。孫仲謀之攻合肥，受創於張遼；諸葛武侯之攻陳倉，受創於郝昭：皆初氣過銳，漸就衰竭之故。陸抗之拔西陵，預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養銳氣，先備外援，以待內之自蔽：此善於用氣者也。”這些例子說明：當兩軍對壘，善靜者善養己之銳氣，躁動者必將再衰三竭，雖未戰而靜者已先勝一籌。所以，曾國藩說：“凡行兵，須積蓄不竭之氣，留有餘之力，《左傳》所稱再衰三竭，必敗的道理。”在沒有現代化武器，打仗隻有刀矛、全靠體力、全憑勇氣的情況下，曾國藩的“靜”字法，無疑是有合理內核的。自然，曾國藩的“靜”字法，並不是消極疲塌，被動挨打。他指出“戰陣之事，須半動半靜，動者如水，靜者如山。”靜時如山之屹立，不可動搖；動則如水之奔騰，不可遏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