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懲罰勞動與美好感情
生產鬥爭是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歌頌勞動生產的文學作品應當是最美好的文字。然而，當聶老與眾多戴上了“右派”帽子的文化人，給送到北大荒去做強製性的懲罰勞動之際，又在被迫去寫詩的時候（從《北大荒吟草》直至後來的《三草》和《散宜生詩》），顯現出對於近乎原始形態的繁重勞動的一種童稚般的歡欣、一種對於近乎清靜無為的勞作情緒的美好讚誦。聶翁歌頌薰肥：“撒處黃塵皆作霧，薰時白草定成灰。為迎穀雨天初暖，才覺東風燕便飛。”他讚美清廁：“天涯二老連三月，茅廁千鍬遣百愁。手散黃金成糞土，天將大任予曹劉。”他留戀鍘草：“六月百花初嫵媚，漫天小咬太猖狂。為人自比東方朔，與雁皆征北大荒。”他欣賞飲牛：“老牛舐犢呼母，春水黏天天在池。水鏡偷香唇就吻，煙波祝酒沼為卮。”
上述田園牧歌，完全脫離了特定時期的政治背景。那樣一批老頭子或準老頭子，在那樣一個寒冷和荒漠的地方，做那樣繁重和殘酷的勞動，怎麼會洋溢出這樣一種超脫的美好之情、怎麼會生出這樣一些曠世佳句？！是思想上完全認罪？未必。那麼，情緒上仍尖銳“頂牛”？似也不可能。政治運動的連番炮火，早把這一批文化人轟得神情頹廢、潰不成軍了。我以為隻能是無可奈何，隻能是“沒轍”；同時又不能總是無可奈何，不能總“沒轍”。為了尋覓精神寄托，為了轉移痛苦，文化人們又在利用自己的“知識優勢”——用心靈中一刹那間創造出來的愉悅，去戰勝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間肉體所荷受的疲憊與苦楚！真有點象“禪宗”了。這一輩老文化人年輕時或是睥睨禪宗，或是根本不曉得什麼是禪宗。此刻，他們雖不具備實行禪宗的優裕物質條件，卻隻能在狹小而自由的精神領域去搞“不禪之禪”了。
“不禪之禪”是被動形成的，但其中不乏真情。當這一輩文化人從自身幾十年一貫製的既定環境中被“扔”了出來，既甩脫了爬格子的艱辛，又割斷了對名利場的戀念，完全被投入到一個自食其力的嶄新天地之中。這天地對他們或是陌生的，或是幼年經過、如今早已被淡忘的了。如今一刹投入，總會有新的感覺。自己吃自己種的糧食菜蔬，自己住在自己砍伐樹木、自己動手搭成的地窩子裏，“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在這裏，忽然變成了“自食其力”。這轉變是突然的，又是果決和不可變更的；這轉變給文化人帶來痛苦，同時很快又帶來一絲、兩絲甚至多絲的歡欣，因為在更改了的價值係統之中，他們重新發現了自己的另一種價值！而這種昔日忽視或蔑視了的價值，今日卻權威地決定著自己在荒漠邊陲的生活質量和社會聲譽！這是一種很痛苦、很了不起的自我重新發現，這是一種既需要抒寫、又需要宣泄的心態。這種心態有好的一麵：即使麵臨山窮水盡，也不肯對生活喪失信心，總是很敏感地去發現和體味生活中那些哪怕隻有一絲一毫的美好因素。當然，這種心態也常常有消極一麵——一經宣泄痛苦，心中立即感到滿足，便不再用理性去深化對社會矛盾的認識，更談不到用行動去改變不合理的社會現象了。這，大約就是聶翁詩中對懲罰勞動卻產生美好感情的真正緣由。
聶翁為人為詩默契統一，勇猛犀利中又閃動著狡黠的光芒。對於自己既要抒寫、又需宣泄的心態，則是直言不諱地給予肯定：“生事逼人何咄咄，牢騷發我但偷偷。”但是伴隨這種體驗的時間愈久，更伴隨著國家民族向歧路的陷入愈深，那一種狡黠就逐漸變成了激烈：“天下寓言能幾手，灑邊危語亦孤忠”，以及“史漢多篇無賴傳，乾坤幾個有心人”，等等。再往後，當曆史的教訓漸漸現形之際，聶翁又顯出一種深沉的幽默感：“十年已在人前矮，九日思知何處高。”上述的三個階段，有一點“否定之否定”的味道，但其中有一條貫串線始終未改，那就是他在動筆的一刹那就自命為詩人，他所寫的必須是真正意義的詩，因此就必須充滿了美好的感情，不管他所麵對的生活是多麼醜惡。
三認識深化與發表意識漸增
聶翁的詩作修改極頻，原因無非兩點：一是認識逐漸深化，二因發表意識漸增。
在《北大荒吟草》中有一首“三月十三”，懺悔與怨尤合二而一：“……自讀馬恩列書後，漸知五十九年非。老農老圃都難學，學個詩僧老翠微。”這種認識是複雜和模糊的，時間一長，自己必然不會滿意。到81年結集《散宜生詩》時，在“贈答草?序詩”中就出現了語意完全對立的詩句：“尊酒有清還有濁，吾謀全是亦全非。”既“全是”又“全非”，看上去相互矛盾，實際上語意清晰，比20年前初到北大荒時的認識前進了一大塊。堅持這一點，詩就能越改越好。
也有相反的情形。根據聶翁自述—一最初在北大荒是“領導要（自己）做詩”，到後來回到北京，就變成做詩自娛亦娛人，在一個狹小的圈子中傳閱。再過了一段，等到圈內人齊聲讚好並鼓動自己發表、同時客觀環境的改變使發表成為可能時，發表意識就自然而然地萌生了。從萌生到堅定發表意識，是一個很隱秘、又很微妙的過程。因為當初在小圈子中“玩”詩，隻求真實，不求“準確”，甚至越帶一些“偏頗”，就越能受到激賞。發表則完全不同，一旦變成白紙黑字，就會有各種眼睛從各種角度去看、去評、去雞蛋裏頭挑骨頭。所以決定發表有一個前提，就是必須“經看”，得對付各種誠心找毛病的家夥，同時又要贏得既有正義感、又有一定文化的讀者之心。這就難了。然而再難，也得試著一步一步地做了。
為發表而修改，大致可分三種情形。
第一種，是不便於修改而全首刪除。象《北大荒吟草》中的“三月十三”一首，大約後來覺得“自讀馬恩列書後，漸知五十九年非”，是在當時那種極左政治壓力下，全麵否定自己、以致人格喪失的表現。然而這一聯恰是當初這一首的“詩眼”，倘費力去改，不如重做。
第二種，是因認識深化而果真改好了的。《北大荒吟草》中有一首“初穿球鞋”：“布襪青鞋一渾然，平生不解此鞋便。掌心雞眼憑消長，山脊羊腸迅往還。幫隔雲從天借色，帶疑梅與雪爭妍。姑娘小夥齊狂笑，今日老頭腳少年。”猜想作者當初是先得“今日老頭腳少年”這樣一個警句，然後才敷衍成篇的。立意並不深，五六兩句在句法上也顯雕琢。後來，收入《散宜生詩》時易題“球鞋”：“不知吾足果何緣，一著球鞋便欲仙。山徑羊腸平似砥，掌心雞眼軟如綿。老頭能有年輕腳，天下當無不種田。得意還愁人未覺，頻來故往眾人前。”自然中有了深度。五六兩句味道雋永，結末兩句形象如畫。
第三種，也有因“趨時”而改壞了的時候。《北大荒吟草》中的“轉磨自嘲”：“百事輸入此老頭，隻餘轉磨稍風流。春雷隱隱全中國，玉雪霏霏一小樓。萬裏雷池終不越，一朝天下幾周遊！神行太保嗬嗬笑，需我一鞭助汝否？”環境、文彩、情緒都好，虛實相映，渾然一體。不求深刻但求風流，然而風流中卻耐人咀嚼、催人尋味。到收入《散宜生詩》時改題“推磨”：“百事輸人我老牛，惟餘轉磨稍風流。春雷隱隱全中國，玉雪霏霏一小樓。把壞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環遊。連朝齊步三千裏，不再雷池更外頭。”首句把“老頭”改成“老牛”，應謂絕佳之筆。無奈五六兩句向“政治”上硬貼，顯得牽強附會；而結末兩句以媚態邀寵，完全破壞了前麵造成的境界。
四為什麼會一聯多用？
聶翁善做七律，七律的靈魂則多在對聯。比如《北大荒吟草》中最後一首“歸途”：“雪擁雲封山海關，宵來暮去不曾看。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一夕尊前婪尾灑，千年局外爛柯山。偶拋詩句淩風舞，夜半車窗旅夢殘。”顯然，全詩中最“惹眼”、最引人的就是頷聯兩句。然而就是這兩句（——甚至可以視為聶詩中最典型的絕句）以後又陸續用到《悼雪峰》和另外一首詩中。這是什麼緣故？
我以為，不妨先研究一下舊體詩的創作過程。熟悉文藝創作的人或許都知道，戲可以正著寫，也可以倒著寫。而作為七律（及五律），則常常會從中間的對聯寫起。對聯為上下句，詩人心中常常因外界的觸發驀地跳出一句——或上句，或下句。隨即就是要將之補成一聯，不但要符合平仄、對仗上的規矩，更要注意使兩句於對映中互得益彰。做到這一點是很難的，如果實現二者俱佳不易，那麼就隻能保一句——使最先“跳”出來的那句保持自然、順暢、精警的特點。等到這一聯確定下來（由於下句的確定，全詩所押之韻也就有了），再逐漸向兩頭鋪衍。講老實話，大多數詩作者在慘淡經營過這一聯之後，也都因興奮過度而感到疲累，因此在鋪衍其他六句時，難免會力不從心、草率成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