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硯秋在青龍橋
——訪果素瑛老人
我聽著名鼓師白登雲（他與程合作了很長時間）講過，程家在青龍橋有房，抗戰勝利後，程硯秋仍住在那裏直至解放……於是，青龍橋就像一本飽含隱秘的大書，使我要一窮究竟。於是，我去往北京西四以南的程家舊宅，拜訪了83歲的程夫人，並開門見山提出了那些問題。
身材瘦小卻精神矍鑠的程夫人，安靜地坐在輪椅之中。她的腰和腿經不起疲勞，已年餘沒有出門了。漫視晴窗，輕搖團扇，老人思緒飛回到40年前——
“硯秋喜歡農村，早在‘七七事變’之前，就在西郊買了三處房子。一處是青龍橋三號，一個四合院；一處是離青龍橋三裏地的董四墓，三個四合院；再一個四合院，位於海澱南大街。他圖農村空氣好、安靜，可以悉心鑽研藝事，而躲開城裏那些亂七八糟的人。整個抗戰期間，我住在城裏這所舊宅子裏，幾個兒女都還在讀書。硯秋隻要一不唱戲，就立刻出城，住到青龍橋三號去。那兒有一對工友夫婦照顧他的生活起居。他每回早起溜彎喊嗓，然後去黑山扈種地。後期則改為去董四墓，因為大院虎皮牆裏有18畝地。午後或晚間，或者讀史作畫，或與鄰居們談話……”
老人的記憶力很好，隨即詳盡地介紹了程先生如何嚴詞拒絕日本方麵提出的獻技義演，如何在北平火車站受到一群敵偽特務襲擾而奮起對搏，以及日寇方麵如何惱羞成怒，深夜翻牆進入程宅捕捉硯秋而不得……這些事跡我過去大體知曉，此際聽到繪聲繪色的敘述，也不由得激動起來。我問老人：“程先生能有這樣大義凜然的行動，是否是接觸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中的愛國將領的結果？”
老人慨然一笑，搖了搖頭：“硯秋從小吃苦，但秉性剛正，氣節心強。那時候北平淪陷，到處是說共產黨青麵獠牙的欺騙宣傳，他雖不信，也見不到共產黨的真人。國民黨方麵，他隻與張學良夫婦相熟，他倆迷程劇，而且到過我們家。還有西北軍的高級將領宋學禮，也曾多次與程交往。可惜這些人，‘西安事變’後都受到迫害。在抗戰中，他敬仰宋哲元大刀隊，但沒接觸過。他這人不好交際，心裏想著亡國的苦和怒，通過在青龍橋讀史—一曆史上亡國之後的那些事，也通過在青龍橋接觸窮老百姓，就加重了他心裏的感情。這感情最後又回到自己的戲中來——通過劇中人的嘴，說出老百姓想說的話。那時候的硯秋，辦事是憑良心和直覺，他是藝術家而不是政治家，不像近年有些劇本裏寫的那樣……”
程夫人隨意一點，我卻完全心領神會。近年一些文學作品，僅靠想當然，就把抗戰期間的程先生寫成叱吒風雲的政治領袖——目光高瞻遠矚，言語擲地有聲，行動則老謀深算……（某些寫梅先生的作品亦是同樣）。這些作品無視曆史的複雜性與深刻性，因而就談不上真實。想到這裏，我又問道：“抗戰勝利了，程先生怎麼仍然常住青龍橋？”
“那不是明擺著的？——日本倒是走了，可又來了國民黨，到處劫收、政治腐敗！換湯不換藥呀！他不過是一個藝人，除了唱戲又不會別的，再說劇團那麼多人都得吃飯，他總不唱戲能行嗎？他唱了，但心裏不痛快。他唱得不多，一有空就躲到青龍橋。就這麼著，一晃幾年過去……解放軍四麵圍了北平，臨近解放啦！有天硯秋剛回到城裏，城門就關閉了。過了兩天，聽說在進行談判，西直門城門開了一扇，他惦記存放於董四墓的劇本，就讓徒弟王吟秋和二兒子永源出城去看看究竟。他倆順利到達，一打聽才知道住上解放軍首長了。趕忙進屋一看，一切家具擺設，連同劇本書籍，全都原樣不動。這時，有位首長（後來才知道是葉帥）過來問他倆是誰，並要他倆回城後代向程先生致意。吟秋他們把劇本帶回城裏，並把葉帥的問候轉給先生——硯秋半晌無言，然後一迭聲地喊：‘好！’過了不久，解放軍開始進城。有一天周總理登門拜訪，見硯秋不在家，留了張便箋就走了。硯秋歸後深受感動，決定親身出城去青龍橋，看望那些住在董四墓的客人。到那裏時，才知葉帥和中央總部的同誌已經遷走，留守的解放軍正在院中打掃衛生，他們熱情接待硯秋。硯秋住下了，還為戰士們清唱，彼此親如家人。後來，硯秋帶著吟秋去玉泉山山根下喊嗓。一位值勤戰士上前禮貌地勸止，說有位首長正在養病。硯秋問能否一見？戰士請示後，出答：“歡迎”——及待相見，原來是任弼時同誌！分手後不久，任還寫來熱情的信，送來馬列主義的書。又過了沒倆月，弼時同誌就逝世了……”
程夫人黯然神傷，沉默良久。我在這沉重的氣氛中，能夠聽出程先生行進於革命途程中的、那結實的步履聲。停了半晌，我問程夫人：“您去過青龍橋嗎？”
“去過，也住過。”晴窗外有哨鴿飛過，程夫人臉色開朗起來：“我記得最清楚的是，臨解放時我去到那裏，一位解放軍首長問我做什麼工作？我答‘管家’。他笑著說：‘噢，您是賢妻良母啊！’確實，那時硯秋還在，孩子們也小，需要我做賢妻良母。如今硯秋謝世多年，兒孫都各有事業，我呢，也應在有生之年，再多做一些事情——希望程派藝術不斷發揚光大，也希望盡早在電影、電視或是話劇舞台上，出現硯秋的真實而生動的形象。”
融化在詩思中的種種
——讀聶紺弩的舊體詩
在聶翁辭世數年之後重新翻閱《三草》和《散宜生詩》，將1963年我手抄的《北大荒吟草》與之對照，再把聶翁遺下的音容笑貌細細品味，於是便有這一個標題浮上心頭。聶翁無疑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同時又隻是他自己——是任何其他優秀代表無可替代的他自己。與前數年、前數次寫論聶詩文章時的思緒不同，我這一次則全力揣摩聶翁在作詩、改詩中的心態。這是生活裏受屈辱、被壓抑的心態，又是創作時亢奮、修改中吟哦的心態。做詩與為人有很一致的地方，也有相間、相離、甚至相反之處。這說明了知識分子的複雜和“難弄”，也能說明知識分子的深刻和偉大。深刻、偉大卻不等於盡善盡美，老一輩知識分子的心態遞傳到新一輩，也有待豐富完善，乃至於突破創造。由是故，盡管聶翁和他的舊體詩已與新時期文學日漸遠去，盡管聶翁以雜文家和古典文學研究家的地位已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定格”，但是通過解析聶翁在特定政治和生活環境下、從無意“玩弄”到有意創作發表舊體詩——這樣一種極端簡單又極端複雜的文學形式時的心態，應該說對於新一代知識分子是不無裨益的。
一新文化人與舊體詩
聶翁在《散宜生詩》自序中宣稱：“1959年某月，我在北大荒八五○農場第五隊勞動，一天夜晚，正準備睡覺了。指導員忽然來宣布，要每人都做詩，說是上級指示，全國一樣，無論什麼人都做詩。這個要求一傳達，不用說，馬上引起全體震驚和騷嚷。但也立刻每人炕頭都點上一盞燈，這房裏是兩條幾十人一條的長炕，一時百多盞燈點起來，滿屋通明，甚於白晝……且說我，幾十年前，學了一點舊詩的格律，如對仗、聲韻之類的，不過不曾做過。擁護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根本不做舊詩。這回領導要做詩，不知怎麼一來，我忽然想起做舊詩來了……於是這一夜，我第一次寫勞動，也第一次正式寫舊詩，大概大半夜，我交了一首七言古體長詩。第二天領導宣布我做了32首——以四句為一首，這首古風，有32個四句。我就是這樣開始做舊詩的。”
這段話有說得很精辟的地方，比如在新文化人對於舊體詩的態度上麵。何止是聶翁，應當囊括“五四運動”所哺育出來的那一代新文化人，在其青年和壯年時期，心態均屬開放型，都抱有一種與中國的舊世界徹底決裂的氣概，去學習外國文化和鄙棄中國傳統文化的。這種學習或鄙棄，都是從思想到形式。而舊體詩不光形式陳腐，同時也確實約束思想的充分表達，故而當然屬於鄙棄之列。
這段話同時也有不甚準確之處。聶翁在辭世的前三四年，曾經花費半個月時間向我暢談他的經曆，每日談五六小時。談到幼年在老家荊山上私塾的時候，曾經做過一些舊體詩，並且被同鄉拿到漢口的一家《大×報》上發表了。這是一。其次，是上述這段話隻重複了“文章窮而後工”這一老話，而對事物的另一方麵說明不夠。中國傳統文學形式中，詩、詞、曲、駢文等等，都屬於“戴著鐐銬跳舞”的“玩意兒”。這舞本身極不好跳，何況還帶著鐐銬？它需要學做者（在幼年時期）花費一段時間苦練基本功，即使無病呻吟，也能有助於從形式上掌握它。而且這種舞蹈，單從技術（巧）著眼也是學不好的，它要求學做者必須有相當的文學修養。隻有具備了上述的技巧磨煉和學養準備之後，等到學做者後來在人生道路上因“窮”而受到折磨曆練、而在一刹那“思接千載、視通萬裏”的時候，其文章才可能忽地“工”起來。曆來文人墨客回述自身的成功時，誇才恃傲者自然淺浮，強調“窮而後工”固然大體不錯，但也難免偏頗。隻有同時把形式的難度和反作用說夠，才是正確的態度。
老一輩有成就的文化人對於舊體詩（可“放大”為傳統文化）的態度，通常有一個“三部曲”。幼年時期，通常打下一個傳統文化的底子。青年時期，先在社會上接受了新思想，回過身來就把傳統文化從內容到形式批了一個夠，同時調轉頭用新思想、新形式恣肆汪洋地暢寫人生。中年以後，社會轉向安定，心態逐漸平和，接觸傳統文化的機會再一次多起來。形成矛盾的是：在具體項目、門類的學術研究中，可能取得突破性的進展；然而在為人處世之道上麵，卻常常從整體上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這使得老一輩知識分子在後半生的磨難中能夠活下來，甚至作為磨難的“副產品”，能有類如《散宜生詩》這樣的破格舊詩流傳後世。但是從另一方麵看，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消極一麵，也促使大多數老一輩文化人忍辱偷生，頂多利用自己“反麵文章正麵做”的技巧發發牢騷，或在知識分子小圈子中獲取一點同情，很少有人能夠利用自己的知識優勢，在宏觀上把握國家和民族的客觀形態，從而喚起民眾向惡劣和錯誤進行鬥爭。從這一點講，老一輩文化人的知識結構在先天就有偏頗，後天的治學道路往往過於具體，微觀有餘而宏觀不足，做學問有興趣而幹預生活缺乏勇氣。從這一點講，許多文化人愧對“知識分子”這個名稱的應有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