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西周的開國人物，希望他們的製度永遠不變，但這是不可能的。
依照周禮的規定，各級領主都在經濟上、政治上享有極大的自主權。經濟上，此疆爾界不容混淆；政治上，世卿家臣隻效忠於直接上級領主；軍事上，各自都擁有兵車甲士，不經直接領主同意，上級貴族領主無權直接調動。所以，領主在各自的封地內就是一個獨立的小王國！這種割據狀態必然造成各諸侯國的不平衡發展。
就經濟製度來看，從西周開始的封建領主經濟是建立在有公田、私田之分的井田製基礎上的，其剝削方式主要是領主榨取農奴在公田上的剩餘勞動。然而，農奴在公田上所作的剩餘勞動和在自己私田上所作的必要勞動，無論在時間上還是空間上又都是截然分開的。因此，領主對農民的剝削則暴露得十分清楚。實際上，領主和農奴之間的矛盾是客觀存在，非常尖銳，根本無法調和的。隻是在西周初，社會生產力還沒有突破性發展的時候，農奴對公田的耕種還具有一定的積極性，領主經濟也會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因而出現了周初比較興旺的局麵。但到了春秋時期，由於戰爭頻繁、軍費開支龐大等因素，農奴所受的剝削和壓迫也因之不斷加重，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已被挫傷，“不肯盡力於治公田”。領主在公田上的收入越來越少，其經濟的生存已發生根本的危機。領主與農奴之間的矛盾在日益激化，社會經濟製度的變革已勢在必行。
隨著鐵製工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廣，社會生產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大量的荒地也得以開墾。新開墾的土地，不是全屬於王室所有，而是相當一部分成為可以交換的“私田”。同時，人口也急劇增長，形成了“土地小狹，民人眾”的不平衡狀態。這就使得自西周以來“各私百畝”的土地分配方式遠不能滿足農奴的需要。農奴要求擴大土地麵積和自由支配私田的欲望不斷增長，計口授田製的實施也直接受到衝擊。另一方麵，公田上有限的剝削收入已難以滿足領主階級日益增長的消費的需要。於是，諸侯國之間和不同部族之間的相互並吞，以及大小領主開拓疆土，以武力擴張領地，掠奪財富，增加自己剝削收入也日趨頻繁，戰爭越演越烈。在這種幹戈糾紛的戰亂年代，大小領主無論是為了保住自己的領地，還是為了掠奪別人的土地，都在竭盡全力壯大自己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到這時，西周以來的領主經濟和作為它的基礎的井田製度，已再也不能維持下去了。
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動，古老氏族的後裔如今不免淪為庶人，王室公室的世家大族也逐代地晨星寥落，世卿世祿的卿大夫身邊並列著異國的政治家。特別是由上層衰落和下層上進而形成的士階層迅速壯大起來，其中包括甲士、文士、食客等。士大抵受過六藝（禮、樂、射、禦、書、數）教育，是當時軍事上、政治上必不可少的一群有力人物，因此而得到卿大夫的重視，成為後來新興階級的政治支柱。
於是，政權結構在變動，自東周以後，周王室權威一落千丈，“天下共主”已徒有虛名。西周時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周天子對諸侯甚至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力。春秋時期的周天子，非但駕馭不了諸侯，反而受諸侯的欺淩。結果，充斥整個春秋時期的便是諸侯爭霸、強國吞並弱國、攻伐不休、一片混亂的封建割據局麵。不僅諸侯向天子鬧獨立，諸侯國內的卿大夫也占據著自己的領地向諸侯鬧獨立，就連卿大夫手下的家臣，也在利用替卿大夫管理城邑領地的機會伺機向卿大夫鬧獨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被“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所取代，甚至出現了“陪臣執國命”即卿大夫的家臣開始專權。這樣，原來由下層支撐上層的層級寶塔，便從上而下逐級崩塌了。原來自天子而諸侯而卿大夫而家臣，這種有嚴格等級的宗法製的統治秩序被打亂了。
與此相應，禮樂製度、傳統觀念也在變動，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的尊卑禮數發生了動搖；和舊的廟堂頌歌相對的、表現人民生活的樂歌，以及鞭撻時弊的民謠流行起來；以鳳鶴翔舞、荷蓮出水等自然風采所裝飾的銅器，開始向神秘嚴肅的禮器挑戰了；專門接受能傳播文化的文士階層，形成新的知識分子集團；貴族壟斷教育，“學在官府”的傳統製度維持不下去了，文化開始下移，出現了民間私人講學這種新事物；刑書的銘刻否定了傳統的貴族習慣法，成為新興政治家的武器；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天神不再是一切事物的主宰，而更多的重視了人的力量，提出了種種相信人力、不信神權的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