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被譽為晚清“中興第一名臣”，其為官之道為後人津津樂道，亦被曆史層累內化為其人格魅力所在。
“清正廉潔”為律“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是清季官場的真實寫照。曾國藩身逢殘敗末世，位居一品，卻能在腐敗醜惡的官場中始終保持清正廉潔，殊為不易，可謂實現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之誌。
曾國藩的起居生活非常儉樸。穿衣方麵，曾國藩平素穿著家人為其織的土布衣服，不著綢帛。一件天青緞馬褂是曾國藩最好的衣服。這件衣服隻在新年和重大慶典時才拿出來用，平素便放在衣櫥裏，因此用了三十年依然猶如新衣。旁人提及此事，曾國藩道：“古語雲，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吾觀之，衣亦不如故也，試觀今日衣料，有如當年之精者乎？”曾國藩升任總督後，其鞋襪仍由夫人及兒媳女兒製作。每晚總督府內，曾國藩夜閱公事，全家長幼女眷都在麻油燈下紡紗績麻。這在當時的督撫大員中可說是絕無僅有。吃飯上，曾國藩亦不講究，簡單至極。通常他每頓飯隻有一個菜，“決不多設，雖身為將相，而自奉之嗇，無殊寒素”。時人以曾國藩吃飯簡單，每食僅菜一品，諧稱之為“一品宰相”。為提倡節儉，教育家人，曾國藩於大堂上親書一聯：“惜食惜衣，不惟惜時兼惜福；求名求利，但知求己不求人。”
從居住方麵看，曾國藩反對大興土木，在家鄉修建巨宅。曾氏湘鄉舊宅已有百餘年曆史，曾門兄弟發達後人丁日漸興旺，亦經常有客人登門拜訪，舊屋多少顯得有些不合時宜。1865年，曾國荃出資七千串銅錢將舊宅改造一新。曾國藩得知後非常生氣，認為九弟“奢靡若此”，新房入住則易，搬出卻難，此種作法沒有為子孫後代做出好的表率，貽害無窮。“生當亂世，居家之道，不可有餘財，多財則終為患害。又不可以過於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轎騎馬。又常常登山，亦可練習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積銀錢，使子弟自覺一無可恃，一日不勤，則有饑寒之患，則子弟漸漸勤勞，知謀所以自立矣”。一怒之下，他發誓絕不踏進新宅半步。曾國藩每次回鄉都住舊宅，平生從未進過新屋。曾國藩還反對家中購置私田。他在日記中寫道：“餘生平以起屋買田為仕官惡習，誓不為之。”鹹豐五年，歐陽夫人在衡陽娘家私自買田置地，曾國藩知曉後立即將土地轉讓出去，並在家信中表達了反對置田的態度：“屢聞次長夫言及我家去年在衡陽五馬衝買田一所，係國藩私分等語。並雲係澄侯弟玉成其事。國藩出仕二十年，官至二品，封蔭妻子，且督師於外，薄有時名。今父親與叔父尚未分析，兩世兄弟怡怡一堂，國藩無自置私田之理。況田與蔣家壟相近，尤為鄙陋。此風一開，將來澄弟置私產於暮下，溫弟必置私產於大步橋，植弟、季弟必各置私產於中沙、紫甸等處，將來子孫必有輕棄祖居而移徙外家者。昔祖父在時，每譏人家好積私財者為將敗之征，又常譏駝五爹開口便言水口，達六爹開口便言桂花樹，想諸弟亦熟聞之矣。內子女流不明大義，紀澤兒年幼無知，全仗諸弟教訓，引入正大一路。若引之入於鄙私一路，則將來計較錙銖，局量日窄，難可挽回。子孫之貧富，各有命定。命果應富，雖無私產亦必自有飯吃；命果應貧，雖有私產多於五馬衝倍蓰什佰，亦仍歸於無飯可吃。兄閱曆數十年，於人世之窮通得失思之爛熟。茲特備陳大略，求澄侯弟將五馬衝田產為我設法出脫。或捐作元吉公祭田，或議作星岡公祭田，或轉售他人，以錢項備家中日用之需。但使不為我私分之田，並不為父親私分之田，則我之神魂為之少安，心誌為之少暢。”
曾國藩生活簡樸，源於他出自亦耕亦讀的農民家庭，深受良好家風的熏陶。曾國藩父親曾麟書有意效法林則徐之父，將林父家訓中“粗衣淡飯好些茶，這個福老夫享了；齊家治國平天下，此等事由兒任之”的名聯略作改動，變為曾氏家訓：“有子孫有田園家風半耕半讀，但以箕裘承祖澤；無官守無言責世事不聞不問，且將艱巨付兒曹。”曾國藩成名後，繼承父親的治家經驗，亦將林則徐作為榜樣。他在寫給曾國荃的信中道：“昔年林文忠公有三個兒子，分家時各人僅得錢六千串。林公身膺督撫要職二十餘年，其家底清寒如此，高風勁節，實不可及。我輩兄弟實在應向林公學習。”
曾國藩為官的過人之處一方麵來自個人品高清廉，另一方麵來自勤於任事。曾國藩中進士後任職京官七年，從未回過家鄉。他在“夢寐之中，時時想念堂上老人”，“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則弟書信於我，我概將家眷留在京師，我立即回家。如堂上老人全無望我歸省之意，則我亦不敢輕舉妄動”。可見，曾國藩不回鄉自有不得已的苦衷。曾國藩歸結不能歸省有“三難”：“現在京寓欠帳五百多金，欲歸則無錢還帳，而來往途費亦須四百金，甚難措辦，一難也；不帶家眷而歸，則恐我在家或有事留住，不能遽還京師，是兩頭牽扯，如帶家眷，則途費更多，家中又無房屋，二難也；我一人回家，輕身快馬，不過半年可以還京。第開缺之後，明年恐尚不能補缺，又須在京閑住一年，三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