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曾國藩提出識人用才之道。曾氏認為，人才有轉移之道、培養之方和考察之法的分別。人才並非天生得來，而“以陶冶而成”，且隨時有轉移可能，故識人不可眼光太高，動輒謂無人可用。訪求人才之道，乃“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以曾氏用人經驗，人才大致可分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重的人才，“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言語無此妨彼礙之弊”。其不足在於缺乏生氣，“凡遇一事，但憑書辦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鄉氣重的人才，“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知人，言語則顧前不顧後”。其不足在於“一事未成，物議先騰”。曾氏培養人才，在“勞苦忍辱”四字痛下功夫，故戒官氣而用鄉氣之人。用才之道在於不拘一格，使人人去其所短而顯其所長。
第三，曾國藩以儒生治軍，終成大業，靠的便是“尚誌”、“誠實”和“勇毅”。曾氏認為，辨別人才之高下，首先視其誌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汙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軌而日即高明”。他認為，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舉目斯世，最缺乏的乃是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之人。這樣的人卻最易埋沒，“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那些貪婪退縮的庸俗之輩，卻往往“驤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那麼如何培養高尚獨立的君子之誌呢？曾國藩講，“胸懷廣大，須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君子欲有所樹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尚誌”切忌“喜譽惡毀之心”，即“患得患失之心”，“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實足以欺世盜名”。總之，“尚誌”之目的在於“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將”，亦為“好師好友好榜樣”。
曾國藩治軍亦推重“誠實”。他認為，“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聖賢之德業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為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人必虛中不著一物，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心，不敢告人，而後偽造偽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欺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那麼何為“私物”呢？曾氏雲：“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欺其好德之知矣。”因此，“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著也”。他強調做人要光明磊落。“知己之過失，即自為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之事。豪傑之所以為豪傑，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糾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誠實”於治軍頗為關鍵。“用兵久則驕惰自生，驕惰則未有不敗者。勤字所以醫惰，慎字所以醫驕。二字之先，須有一誠字以立之本”；“以誠為之本，以勤字慎字為之用，庶幾免於大戾，免於大敗”。湘軍中盡用儒生，亦不乏武將，曾國藩對二者的團結尤其注意，教之以一個“誠”字：“文員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與武員不相水乳，必盡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無疑”。曾國藩專用誠實質樸之人，認為“軍營宜多用樸實少心竅之人，則風氣易於純正”。因此，“湘軍之興，凡官氣重、心竅多者，在所必斥；曆歲稍久，亦未免沾染習氣，應切戒之”。“觀人之道以樸實廉潔為質，有其質而輔以他長，斯為可貴；無其質而長處亦不足恃。將領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越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曾國藩常說“軍事是極樸實之事”，故盡管編練湘軍前從未治軍，卻仍不拘泥二十三史，認為除班馬所記軍事外皆不可信，乃“文人以意為之，不知甲仗為何物，戰陣為何事，浮詞偽語，隨意編造”。他主張任用誠實之人，“凡正話實話多說幾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即直話亦不妨多說，但不可以訐為直，尤不可背後攻人之短。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誌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為人共諒”。
曾國藩認為治軍尤要做到“勇毅”，不可輕易奪其誌。“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毀而無譽，有恩而無怨。自修者但求大閑不踰，不可因譏議而餒沉毅之氣”。選拔人才亦如此，“但求一長可取，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材。苟於嶢嶢者過事苛求，則庸庸者反得幸全”。曾國藩回顧當年艱難困頓於湖南江西之際，“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複聞世事，惟以造端過大，本以不顧生死自命，寧當更問毀譽？”在此期間，曾國藩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堅定意誌，“成敗聽之於天，毀譽聽之於人，惟在己之規模氣象，則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隨眾人之喜懼為喜懼耳”。治軍尤其如此。“軍事棘手之際，物議指摘之時，惟有數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待民不可騷擾；二曰稟報不可諱飾；三曰調度不可散亂”。曾國藩將治軍比作行船，雲：“如遇大風暴，隻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則成敗雖未可知，要勝於他舟之慌亂者數倍。若從流俗毀譽上討消息，必致站腳不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