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話語空間中，新的價值主體的生成帶來的是對城市遺產更為多元價認同和價值表達。但媒介平台的“中介”性質，確實會對公共商議的形態和效產生影響。以大眾媒介為平台的公共商議，在應對大規模的公共問題、實現更範圍內的公共表達方麵具有天然優勢。這在以“話語參與”為主要政治參與形的當代中國尤其具有重要意義。但由於大眾媒介的“單向性”，對參與主體的互妥協以及價值共識的形成則較難做出明確的判斷。這種缺陷就更要求媒體“多元和平衡”的原則來呈現盡量完整的“重疊共識”，這是價值多元的公共議討論中公眾參與的基礎。
價值觀的作用不僅僅在影響具體的公共政策，還在於對公共理性的積澱隨著城市遺產保護媒介商議的延續，報道中的“重疊共識”將作為現實的一部而積澱入更大範圍的社會生活中。希望當“理性的東西表現在感性中，社會的西表現在個體中，曆史的東西表現在心理中”，媒介商議中的“重疊共識”將入更多社會成員的實踐中，新的“人”和新的“價值觀”能夠更廣泛地形成。
提出共勉的同時，由於時間和條件等限製，本書的寫作還為後續的研究提出了一係列需要解答的問題。首先，在資料收集和案例選擇上，本書主要集中於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平麵媒體上報道數量較多、社會影響較大的媒介熱點的分析，對專業類學術期刊、國外媒體以及廣播、電視等電子媒體，網絡論壇、博客、圍博等新媒體的媒介實踐沒有足夠涉及，也就沒有能夠對城市遺產保護媒介商議的全國性（尤其是其中的異地監督特征）、國際性（城市遺產保護議題國際化的特點和國內外保護實踐的互動機製）進行更深入分析，同時缺少對不同媒體之間互動對公共商議賦權模式的分析，減少了對整體的媒介話語空間中公共商議運作機製的揭示力度。
在新媒體技術已經充分發展的媒介格局中，任何一個媒介商議事件都不可能發生在單一介質的媒介平台中。新技術環境的發展和普及在哪些方麵改變了社會表達、公共討論、輿論形成和政策轉化的模式？新媒體的匿名化、互動性、廣泛性是否以及如何調整了不同利害關聯群體相互之間的關係以及其與媒體之間的傳授互動關係？網絡媒介的呈現方式是否以及如何改變了不同群體的表達和思維方式？注重提供理由的商議民主如何在微博有限的字數和極化的傳播機製中得以進行？不同性質、不同類型的媒體之間如何互動？媒介話語空間的調整對公共商議的平等性、商議性、自由度和公共性產生哪些影響？對於這些問題，筆者將在今後的研究中努力進行解答。
其次，對各參與主體媒介行為的深層原因解讀不夠。從框架理論的視角來看，不同主體在大眾媒介中的表達更多是該主體基於自身目的在特定情景中的“表演”，對媒介商議活動中各主體話語表達背後的真實意願和深層原因的解讀需要對實際牽涉的媒介從業人員和媒介內部新聞生產過程進行細致的觀察。
此外，雖然媒介商議的最終指向公共政策的製度轉化，但公共政策製定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多元因素交織的過程，一些所選案例中公共政策的具體決策過程和影響因素尚難給出準確回答。
本書定稿之際，適逢王軍老師繼《城記》、《采訪本上的城市》之後的又一力作《拾年》的出版，其中對2004年北京整體規劃修編的台前幕後以及2009年開始的梁林故居拆留風波等本書中曾涉及的事件給出了更多的細節。記得當初就北京這十幾年來城市遺產保護報道的大體進程這一主題訪談王軍老師時，他回答的第一句話就：“這是一個十分漫長而複雜的過程……”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本書中許多事件的“隱情”和後續影響會陸續變得更為清晰。雖然不可能涵蓋所有報道、揭開報道生產過程中的所有“真相”，本書還是希望能夠在現有基礎上為者提供一個有益的視角，來理解媒體報道在城市空間以及人們的共同記憶中下的每一道痕跡。它能影響我們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