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本書的大體框架基本完成，已經過了將近一年時間。一年中，南京老城保護媒介商議的成果隨著《南京市委關於堅持文化為魂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見》等的出台而得到鞏固，梁林故居在“保護性拆除”的理由下被拆除後複建，西大同大興土木要重現“盛唐風貌”，遺產保護界的兩位泰鬥羅哲文、徐蘋芳先相繼去世，保護界的另一位鐵杆、梁思成的弟子吳良鏞院士則在日前獲得了201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此中種種，中國城市遺產保護的道路依然搖擺執著前行。
徐蘋芳先生去世之際，謝辰先生曾大聲歎息：“沒人啦！”這其中的甘苦和奈展現出中國精英知識分子的赤誠，他們曾經是中國遺產保護事業的核心推力，而在今天，這份事業的推動力更多地傳遞到大眾媒介和公眾手中。
城市遺產保護說到底，是價值理念的問題。價值是一對關係範疇，價值主根據自己的需要和客體的屬性而賦予客體屬性某種特殊的意義，回答的是客屬性對於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什麼用”的問題。隻有當新的主體產生，才能生新的價值體係。城市遺產保護事業中，新的價值和新的“人”同樣重要，相輔成。在既有的將城市視為“機器”的工業現代化城市理念中，城市遺產隻具有理空間意義上的使用價值，這種基於經濟利益的功利取向將城市和他的市民“化”為生產的部件。隻有充分認識到城市遺產中那些超功利或者“超感覺”的能和價值，人性的心理本體才能夠真正生成。吳良鏞先生日前在《南方周末》專訪中所說的“尋找城市失落的靈魂”，其意義也在於此——城市首先是在其的“人”的城市，更需要關注的是它的公共價值和倫理價值。
以商議民主理論來看待中國城市遺產保護的媒介表達和媒介討論，正是於上述對於城市公共價值和倫理價值的思考，以及這套理論對多元價值的承和獨立主體話語交往的強調。這個主體生成的過程不僅僅在城市遺產保護域，而應該看到整個中國時代背景的變遷。改革開放以後，全能主義的政治形態正在努力向“善治”推進，經濟權利獲得的主體性容許了多元利益關聯者的生成（這也是媒體報道中對公民“物權”保護的意義所在），整個社會結構也已經開始進入不同利益主體形成和博弈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持有新的價值觀念的媒體類型、職業理念和新聞日常操作手段也逐漸生成。媒介的市場化促使媒介格局的分化和內部競爭的加劇，為多元群體的偏好開辟了表達空間。城市遺產保護議題的推動也更多依托從原有一元化黨報格局中分流出的新型“都市報”媒體平台。以《南方周末》、《新京報》、《東方早報》為代表的時政新聞類都市媒體更多走上“全國化”的道路，為城市遺產保護的“異地監督”提供了可能。以《申江服務導報》、《北京地理》、《城市畫報》為代表的時尚消費類媒體則在審美價值的重構上將城市遺產保護定位在“更好的生活”的城市發展理念中。
新的媒體類型催生出新的職業意識和記者類型。專家記者在整個城市遺產保護進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無論是北京城市保護記者王軍，還是《申江服務導報》的主任編輯吳駟，這些專家記者都受到了國內外遺產保護理念的影響，並都強調要有區別於傳統黨報的媒介話語實踐。吳駟開創了時尚消費類媒體“遊記”類的文體，以“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眼光來重新“發現上海”；王軍則在一篇題為《增進社會溝通的立場》的自述中，將從事新聞職業的目的設定為“實現社會溝通”——“使我們這個社會成為一個可以溝通的社會，應該是記者職業的歸宿……不放棄對事實的追求……不強加實施任何的東西，因為事實本身就在說話，不用你去打扮它……有了溝通，才會形成共識，也才會有真正的建設。”
從“解決問題”出發，可能是記者區別於專業學者最主要的特征。撼動功能主義城市規劃界的簡·雅各布斯被稱作“嫁給建築的新聞記者”，從解決日益深重的城市問題出發，將城市遺產保護上升為正義和倫理問題。當代中國的專家記者與這位美國前輩的路徑如出一轍。王軍這樣描述他觀察北京遺產保護的視角：“從介入當代的城市問題出發，不僅僅著眼於城市的物質形態，而是更多地挖掘隱身氣候的力量——土地製度、稅收製度、法律製度等。這些看似無形的力量實則有形，正是它們改變著、決定著城市的麵貌。”而《申江服務導報》的“發現上海”則是從上海的一條條街道、一幢幢房子、一段段故事開始重新梳理，從中建構起一套對“上海味道”的美學宣言。在城市遺產保護進程中，專家記者不僅因消化專業話語的較高能力而搭建起專家與公眾之間的橋梁，還通過上述“務實的研究路徑對專業技術理性的社會應用進行了公共程序上的確認，並且極大推動了專業議題的公共轉化。
傳統黨報內部，類似的變化也在悄然發生。隨著媒體產業化的深入和媒人對自身職業理解改變，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新華社等一些主流媒體也始重視對社會熱點問題的討論。一個有趣的案例是，1995年，當王軍質疑東方場建設方案的報道發表之後，在新華社北京分社工作的他迅速感受到壓力。多人來打聽這組報道的背景，就連當時的分社長張選國也認為，“這組文章有景”。當王軍頗感意外的反問“什麼背景啊？”時，社長斬釘截鐵地回答：“黨央！”當傳統體係中的黨報，尤其是新一代媒體從業者的新聞專業主義開始萌生黨報的部分“媒介行為”卻仍在既有的政治解釋框架下被當作“政府行為”來理和發生效力。在中央—地方多級管理的城市治理模式中，傳統黨報尷尬的二屬性有時會為它帶來普通媒體無可比擬的權威性和實踐效力，“權力的話語”“話語的權力”在媒介空間中交相呼應，形成城市遺產保護媒介商議向公共政“靶向外壓”這一獨特而又十分有效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