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者潘忠黨認為，媒介操作層麵的一些非常規實踐具有結構“命令型製”的一些“天經地義”的原則和實踐，並具有推動中國傳媒改革的作用。雖“跨界記者”的角色身份在專業認同層麵屬於“非常規”的媒介現象，但是在訪中，王軍十分堅持自己的“記者身份”，將記者職責總結為“交流和溝通”，用記的職責作為象征資源正當化自己的行動，但是在記者職責的具體範疇中加入“通”、“獨立地采訪、寫作”這些與傳統的“黨的新聞喉舌”相區別的媒介話語，體出記者在“命令型體製”中對於“專業自主性”的追求。
與跨界記者相類似，一些都市媒體在公眾模式中以媒體機構身份直接介城市遺產保護運動中。東四八條胡同保衛戰中，笑楚在《南方周末》上發表評論認為“已經劃入文保區的、屬於北京古民居精華的、建築質量總體較高的東四條胡同，很快也不保了……我們的城市，往往隻是無根的城市”，並直接對此破行為呼籲行政問責。而《瞭望新聞周刊》的評論矛頭則直接指向“文物部門的地審批程序”，呼籲建立“剛性的製度作保障”。作為媒介商議的主要推動媒之一，《新京報》多次以社論和評論的形式發表對政府危改決策的質疑，呼籲對市遺產保護，並進一步提出危改項目合法性等議題。從使用報道題材的主體上，大眾媒介所發表的社論和本報評論員文章可以作為大眾媒介作為獨立的議主體的偏好表達，以維護公共政策製定過程中的“程序正義”為象征資源，在構自身話語表達的同時也建構了其作為獨立商議主體的公共屬性，大眾媒介話語事件由此向公共領域轉化。
追蹤聯動報道的集體行動框架建構
公眾主體的認同建構和社會動員需要以集體行動框架為依托。研究者發現，把社會問題轉入集體行動，不可能自動發生，必須依賴一種特殊的認知範疇，即集體行動框架，它與社會運動為行為建構意義的過程有關。集體行動框架是一個“闡釋圖式，它能通過在人們目前或過去的環境中，有選擇地強調和解析目標、形勢、事件、經驗和行動序列，來簡化和濃縮‘那個社會’。”集體行動框架並非在運動初始就由運動組織者完成了，而是一個“社會行動者、媒體和社會成員共同闡釋、定義和重新定義形勢的過程”。集體行動框架的功能有以下三種：一是標注功能。或者強調和突出了某種社會狀況的嚴重性和不公正程度，或者把某個原先認為不幸但可能還可以忍受的社會狀況，重新界定為不公正和不道德的；二是歸因功能。找到某些有問題的社會狀況的罪魁禍首。診斷式歸因關注的是問題的認定，而預見式歸因則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三是表意功能。集體行動框架把相當廣泛的一係列事件和經曆連接和聯合起來，以相對統一和有意義的方式團結在一起。它們是用來對所觀察和體驗到的現實的碎片進行解碼和包裝的標記和整理工具，其標注和編碼的信息線索，可能是各不相同的甚至是不協調的，但它們以某種方式被編織在一起，使得原先沒有覺察到或至少沒有明確表述過的事件和經曆，現在富有意義地相互有了關聯。公眾模式中大眾媒介通過報道保護事件、追蹤問題根源、形成媒體聯動等方式建構了公眾集體行動框架，起到社會動員的作用。
一、報道保護事件、標注公共議題
在對集體行動框架的標注方麵，大眾傳媒的優勢在於，能以大規模的新聞信息傳遞功能強調和突出某些事件的嚴重性。大眾傳媒的議題設置效果能決定大眾感知和思考現實議題的優先性。對於現代社會來說，沒有哪一種傳播方式夠在時效、廣度方麵像大眾傳媒那樣影響大眾對於現實的認識。公眾行動需有明確的行動目標，而大眾媒介對於社會問題的“喚醒”功能則為提出“社會題”提供了公眾動員的凝結點。羅傑·柯比（RogerCobb）和查爾斯·艾（CharlesElder）把傳媒發現社會問題使之訴諸公共議程的活動稱為“喚醒”：“傳媒之賜，將（問題）傳播到更廣大的公眾之中，使衝突的範圍變得更廣。‘喚醒本身是自足的，容易滾成雪球。當傳媒對一個情況感興趣時，它們通常盯住放，使越來越多的重視和關注產生。”社會問題原本是客觀存在的，進入媒介報視野之前，它不為人關注，處於被忽視、被遺忘的狀態，大眾媒介的報道使問題到社會關注，使沉寂的問題被喚醒，開始引人矚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