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代議製體製中，新項目為了壓倒競爭議題並克服原有政策項目的慣性障礙，唯一途徑就是動員大眾把自己的問題轉化為體製議題，從而對決策者產生無法回避的壓力。而在當代中國，大眾媒介的報道除了具有將新項目轉化為體製議題的功能外，同時通過對關鍵決策者進行“靶向外壓”的方式推動議題的政策轉化。為了更好推動遺產保護這項“公事”、杜絕“假公濟私”，遺產保護的精英專家開始尋求大眾媒介的支持，但是這種議題擴散的策略在“教育群眾”的目的的同時，更關鍵的作用是要“教育領導”，通過大眾媒介把推動議題轉化的壓力直接指向相關決策人。而由於中國城市公共決策中的土地劃撥與地方政府經濟利益的勾連，以及城市管理體係中分級化管理的政治結構，這種“靶向外壓”的訴求者與壓力對象時常處於不同的政治級別，尋求更高一級政府和領導的重視而對直接決策者的“位子”產生威脅，成了“靶向外壓”的慣用策略。在《謝辰先生來書劄》中有這樣一封於2003年8月4日寫給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的信“北京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曆史文化名城，國際上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是祖先給我們的一份珍貴的遺產。保護好並使之傳至後代，不僅僅是北京市委、市政的曆史責任，而且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責任。你們是當前我們黨和國家的高領導，理所當然地負有這個責任。”北京鼓樓大街擴建，19位高級專家向聯國遺產保護組織遞交緊急報告。而在被問到對於上海猶太風貌保護區的保中，法國《真理報》和中央電視台的報道哪個更為有效時，保護專家阮儀三斬釘鐵地認定是央視報道。在央視媒體和中央黨報仍被視為相關政府部門“喉舌”媒介格局中，通過采訪、寫信、營造公共議題等方式爭取重要媒體與高層領導重視，成為中國城市遺產保護社會意見向政治權力轉化的特殊的也是最為重的渠道。
附：
阮儀三教授采訪記錄
阮儀三教授是最早開啟中國城市遺產保護媒介商議的專業學者之一，從業學術視野出發，其發起的保護議題分別沿著專家谘詢和“靶向外壓”兩條路向政策議題演進。其中學者對於城市遺產的專業價值要求、大眾媒介的主動用以及對中國當代政策決策結構的理解頗具代表意義。
阮儀三，畢業於同濟大學建築係，現任同濟大學國家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曆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建設部城市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曆史文化名城學術委員會副主任，蘇州、揚州、杭州、紹興、遙、麗江等十數個城市政府顧問。長期致力於城市發展曆史與遺產保護的教和研究，特別對中國曆史城鎮的保護與規劃有深入的研究與長期實踐，搶救保了山西古城平遙，江南古鎮周莊、同裏、甪直、南潯、烏鎮、西塘等免遭建設性破並使之成為重要的文化遺產地。2003年和2006年，由阮儀三教授主持的江南鄉古鎮的保護規劃和蘇州平江曆史街區規劃獲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遺產保護傑出成就獎，2005年法國文化部授予他藝術與文化騎士勳章。
1.您平時會看新聞麼？在哪些媒體上看？
阮教授：我每天都看報紙，家裏始終訂了《解放報日》、《文彙報》、《新民晚報》、《報刊文摘》等幾份報紙，網上的新聞我也常看。
2.網上的新聞在哪些網站上看？
阮教授：就是普通的門戶網站，新浪什麼的。已經70多歲的人了，很多是學生和秘書幫我找新聞或者處理郵件，郵件來往的量很大。（所以說電腦其實也並不是生活的必須品？）對，不是必須品，但是新聞倒是我生活的必須品。我上電視台講得很多，甚至走到外國去，人家都有可能認識我。前兩天去澳大利亞就被人家認了出來，因為中國的新聞台在國外也能收看。還有《人民日報》的海外版每年也會有好幾篇關於我的報道。
3.您平時會對哪些類型的新聞比較感興趣？
阮教授：首先是與我專業有關的，關於城市建設、城市規劃、曆史文化遺產的保護等領域，同時文化藝術等領域的新聞我也比較有興趣。我對股票不感興趣，對於現在的娛樂新聞或者市場啊什麼的也都看不懂。現在報紙改版得很厲害，什麼財經專版、汽車房產什麼的我都不看。
4.現在報紙上關於遺產保護主題的報道，您認為做得怎麼樣？
阮教授：現在遺產保護的雜誌、報道有很多，包括專業的、或者時尚的。很多媒體，包括很多的記者在對遺產保護問題的認識上還有很大的誤區，甚至有很多理念是錯誤的。所以現在我到各地去，如果有媒體來采訪，我都願意去講，去糾正錯誤的理念。比如說前一陣大量報道讚揚北方修了很多古城，包括上海的新天地等項目，這就是錯誤的理念。包括西安在世博會上宣稱自己恢複了漢唐風貌，本身這個觀念上就有很大的片麵性。漢唐風貌怎麼完全恢複？新天地是認真地按照原樣的方式去修複的，作為房地產開發項目來看，我認為是可以的。但是從保護的角度來講，這種修複的方式是有問題的。上海保護石庫門有三個推崇出來的重要標兵，新天地、田子坊、步高裏，三個實際上都有問題。這些話我很早之前就說過，但是報紙上就是不登，一直到我在2009年上海石庫門論壇上講了，報紙上才陸陸續續有登載。媒體當中也需要教育，也要提高認識，但是，隻是要它怎麼樣是沒有辦法的，隻有通過逐步的實踐來實現轉變。去年《羊城晚報》開座談會讓我去，他們很驕傲廣州城的煥然一新，為了開亞運會建了三座地標建築，請我去是想讓我讚揚一番“新廣州”。但是在會上，我把他們的題目改了，叫《呼喚嶺南建築》。每一座廣州的新地標從單體的角度看都不錯，但是沒有一座是中國人做的，沒有融入中國文化；跟廣州的地方特色也沒有銜接，也沒有廣特色。廣州在50年代、60年代、80年代初期在建築上都是引領中國建築潮的，那是嶺南風，現在一點特色都沒有了。後來廣州的報紙把我的發言全文登出來，說明它們在觀念上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