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城市遺產保護報道的興起和建立媒介溝通平台的可能
（一）城市遺產保護報道的產生和演變
20世紀50年代，我國報紙媒體上對於城市遺產大多采取一種“革命”態度在當時的《人民日報》上，時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報道：“東明城解放後，經兩萬多民的突擊努力，僅三天的工夫，就把城牆平毀了。市民們高呼：‘再也不叫你監我們了！’”在北京一些報紙媒體上，先後出現對於古城牆存廢、北京城市新規和“大屋頂”古典主義建築設計風格的媒介討論，討論的主體集中在梁思成、彭真、何祚庥等人之間進行，討論以梁思成的公開檢討作為結束，保護北京的“梁陳方案”和“大屋頂”式的建築設計風格被批判為“曆史的反動”。之後的20多年中，這種現代主義的、革命式的城市空間理念在我國大眾媒介的相關報道中一直處於主導地位。
1978年以後，我國大眾媒體上的城市遺產保護報道發生了一係列深刻的變化。以北京為例，80年代，北京市政府啟動對舊城的第一次大規模改造，媒體開始以《最後的古都》、《京華建築憂思錄》等報告文學的形式對城市遺產的破壞進行了反思，但是囿於報告文學的“文學”體裁，兩篇作品更多地在價值層麵對保護進行呼籲，而未對事實本身有足夠報道。1998年，美術館後街22號拆遷事件引發了“媒體都在報道”的社會現象，使城市遺產保護議題正式進入公共視野。到2000年，北京城又開始第三次大規模的改造，南池子改造風波、北京城市規劃修編、前門改造等一係列城市空間重構事件成為媒體報道的焦點，一定程度上減緩了“改造”的步伐，並推動將“整體保護”等理念列入《北京市總體規劃》（王軍，2008）。此後，圍繞城市遺產保護主題的相關報道在大眾媒介中逐年增加，報道體裁也從短消息、評論發展到調查報道、深度報道、人物報道、特稿、對話式報道、遊記報道甚至網絡民意調查反饋等多種形式的並用。從報道的內容上，既有對政府城市遺產保護工作業績的宣傳，也有對城市遺產遭到破壞的媒介監督、媒介呼籲；既有對城市遺產保護領域涉及的社會矛盾和曆史根源的深度剖析，也有對城市遺產空間氛圍的現場觀察和文化闡釋。由於大眾媒介自身所發生的一係列的變化，由此出現了明顯的內部分化，不同政治經濟站位的大眾媒介為城市遺產相關的各利害關聯群體提供了一定的話語表達和交往的平台，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媒介討論。
（二）大眾媒介作為公共政策商議平台的可能
在公共參與既有渠道受阻的情況下，大眾傳媒在城市遺產保護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學者重視。但是，不同學者對大眾傳媒所起到的具體作用褒貶不一。一些學者認為，傳媒在遺產保護的公眾參與中發揮著“監督者”與“交流平台”的核心作用，因為有傳媒的參與和介入，決策過程的信息披露和公眾反饋的表達才能得以實現。決策者和遺產政策利害關聯人、普通民眾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局麵，往往因其政策合理性與公正公平的缺陷，這就需要傳媒來打破。擴大受眾、反映種意見，以特殊權力對決策者和現有製度施加影響和控製，是傳媒在遺產保護域中應該發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