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夜已經很深了。焦裕祿正在燈下看文件，屋門“吱扭”開了——原來是大兒子國慶回來了。
“你到哪兒去啦？”“看戲了。戲真好！”國慶仰著喜悅的小臉回答。
“誰給你買的票？”焦裕祿懷疑地問。
“沒買票。”國慶帶著自豪的口氣回答。
“沒買票，怎麼進去的？”焦裕祿進一步追問。
國慶回答：“我說焦書記是俺爸爸，檢票的叔叔就讓我進去了。”
焦裕祿聽了心裏一沉，他想：這麼小的孩子，就利用家長的名聲，搞特殊，這樣發展下去不行。於是，就嚴肅地說：“國慶，你看戲不買票對嗎？，”
國慶答：“我是小孩，沒人提意見。”
“照你這麼說，年齡小，就可占公家的便宜嗎？你可知道，小時候養成貪小便宜的習慣，長大了，就會貪大便宜，這是很危險的呀！”焦裕祿瞅了瞅國慶的臉，又說，“演員叔叔唱戲是種很辛苦的勞動。看‘白戲’就是一種剝削行為。”國慶已感到自己不對，一頭鑽進被窩裏再也不吭了。
第二天，國慶拿著爸爸給他的兩角錢，送給那位檢票員，說：“叔叔，我看‘白戲’錯了，以後再也不這樣做啦！”
有一天，焦裕祿要去看戲，就到劇場門口排隊買票。站在他後邊的一位同誌驚奇地問：“焦書記，你怎麼也排隊買票啊？”焦裕祿反問道：“怎麼？縣委書記就不應該排隊買票嗎？”輪到焦裕祿買票時，售票員沒有發現是他，順手給了一張二十七排的焦裕祿拿著自己買的票走進劇場，對號人了座。
一會兒，劇場負責人發現焦裕祿坐在那麼靠後的位置上，又吃驚又抱歉，拉著他的手說：“焦書記，請到前邊坐！”焦裕祿和藹地答道：“謝謝你，我買的就是這排的票。群眾輕易不進縣城，看戲的機會少，前邊的位置應該讓他們坐。”劇場負責人說：“前邊給縣委領導留的有座位呀！這是多年的老規矩啦！”他邊說邊拉。
其實，焦裕祿早就從群眾的反映裏知道了這個“老規矩”是怎麼興起來的：有一位縣委的主要領導人很愛看戲，不但不買票，還讓劇院留著好座，並且總是帶著孩子、老婆、親戚、朋友，一去一大群，常常把第三排塞得滿滿的。時間長了，群眾就把這一排稱為“老三排”，把這位領導稱為“老三排排長”。焦裕祿認為這種特殊化作風卜分脫離群眾，損害黨群關係，就以實際行動加以破除。所以，不管那位同誌怎麼拉他，他不僅一動也不動，並且還教育那個劇場負責人，說：“過去個別人興的‘老規矩’不合理，應當破除。我們不能為了遷就某些人的壞作風而放棄原則，要處處多為群眾著想。”那位同誌雖然受了批評，但對焦裕祿非常敬佩。
第二天。縣委的打字員從戲院裏跑出來，看見焦裕祿，高興地說：“焦書記，看戲嗎？我到裏邊給你買好票。”焦裕祿看著她買到的六排正中間的票，笑著問道：“你認識售票員嗎？”打字員說：“不太熟，可他知道我是縣委的。”焦裕祿笑著說：“來！我拿兩角錢，你在外邊窗口排隊買一張，別讓認出你來，看看他給幾排的。”結果，用同樣的票價買了張三十排的邊號。焦裕祿麵對這兩張戲票，在想：上邊有人當“老三排排長”，下邊就有人“走後門”。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的縣委怎能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呢？
為了糾正從看戲上反映出來的不正之風，焦裕祿嚴格要求自己，以國慶看“白戲”為例，在縣委會和縣直機關幹部會上，多次檢查自己對子女教育不夠。後來，縣委又根據他的提議，針對當時的一些不良傾向，專門起草了一個《幹部十不準》的文件，規定任何幹部不準用國家的或集體的糧款或其他物資大吃大喝，請客送禮；不準參加或帶頭搞封建迷信活動；不準賭博；不準用公款組織晚會；不準送戲票，誰看戲，誰買票；不準到商業部門要特殊照顧；不準大辦喜事，揮霍浪費……
這個《幹部十不準》是一份既平常又不平常的文件。文件所規定的每一條，都是每個革命幹部時刻應該想到的、做到的起碼準則；同時，每一條都閃耀著共產主義的思想光輝，都是對特權思想的有力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