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自行觀看電視辯論的被試的問卷進行數據處理，和在實驗條件下觀看的被試的數據一起，作為主要的研究數據，根本沒有觀看的21位被試作為對照組。閱讀報紙獲得信息的46位被試是另一項研究的樣本，另外研究。
為了檢查實驗設計是否引入係統選擇誤差，對實驗觀看組、非觀看組、自然觀看組三個子樣本的前測結果進行了比較。三個子樣本前測結果絕大部分沒有顯著性差異，隻有自然觀看組的兩個題目（對政治的興趣、對皮諾特交流技巧的評價）同實驗觀看組和非觀看組有顯著差異。在以後的回歸分析中，將對政治的興趣以及一些基本的背景變量當作控製變量，其影響得到了合理的控製。自然觀看組對皮諾特交流技巧的評價雖然高於其他兩個組，但是不影響最終結果，因為研究中隻比較實驗觀看組和非觀看組。
三、實驗中應注意的有關問題
在傳媒心理學研究中，研究者為方便起見，一般以大學生為被試，因此在將研究結果推論到其他群體時，往往受到人們的批評。當然，對這些批評我們也可反駁。首先，這些研究不等於現實，它們隻表示在控製條件下取得的短時效果。其次，使用大學生作被試，是因為對刺激作出反應是人類的普遍法則，因此與樣本的人口統計學特征是無關的。再者，推斷的統計檢驗考慮了樣本的規模，因此結果的顯著意義是基於總體中出現該效果可能性的保守估計。
如電視辯論對形象感知還是對觀點了解的影響更大--對1992年美國總統選舉辯論的研究（祝建華，J.RonaldMilavsky，RahulBiswas，1994）中，學生樣本不能代表美國公民總體（如，學生樣本對政治的興趣顯著低於同期調查的全國樣本的結果），但是學生樣本和同期進行的一般的全國樣本在許多方麵是相同的或相似的（如，選舉登記和投票意向、各種黨派的比例、對候選人觀點的了解等）。
然而，研究者在解釋其研究結論時並非總是那麼適度，他們通常聲稱其研究結果無可置疑地顯示出日常傳媒經驗(如看電視)跟日常行為(如攻擊性、性侵犯等)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將實驗室中看錄像表現出的行為作為研究“電視”的捷徑，許多時候隻是一種簡單推斷。
另外一個問題是，實驗結果在很多情況下是由設計決定的。整個研究過程可能受到支持某一具體假設的需要的驅動。在傳媒暴力研究中尤其如此，政治和社會輿論通常會迫使研究者設計的實驗能證明直接的效果(Ruddock,2001)。而且，長期以來，心理學期刊就存在一種偏見，即隻發表報告有顯著性結論的研究(Peter&Ceci,1982)。一項表明顯著傳媒效果的研究的發表，可能以犧牲一打不具顯著效果的研究為代價。
解決統計推斷問題一個常用的方法是元分析，該統計技術用於考察一大批研究中特定變量間的關係(Giles,2002a)。在元分析中，原始研究的數據被轉換成標準形式，如Cohen的d分數(對效果大小的測量)。因此，可以消除大多數單個研究的缺陷帶來的偏差。派克和考姆斯托克(Paik&Comstock,1994)以及武德、王和查徹爾(Wood,Wong&Chachere，1991)的工作就是用元分析考察傳媒暴力與攻擊行為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