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法可分為參與性的與非參與性的兩種形式。在傳媒心理學研究中，更多的是使用參與性觀察的方式。研究者通常不對自己的身份進行偽裝，充分認識到“身在其中”的重要性，以對觀察到的現象進行全麵的分析。
起初，人類學家主要是通過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的方式，在一種比較自然的環境中，了解並描述某一文化或族群中人們的日常生活。這種工作方式也被形象地稱為“田野調查”或“田野工作”。一般而言，人們認為英國學者理查德·霍加特最早把民族誌方法移植到文化研究中來，其著作《文化的用途》所采用的著述方式，被後人認為是開創了英國文化研究中頗有特色的民族誌傳統。之後，民族誌方法被運用於大眾文化研究，並導入傳播研究中。
由於傳播學的幾大先驅均出身於社會學、心理學及政治學等社會科學領域，因此早期的傳播研究大多采用量化的研究取向，並且構成了美國傳播研究的主流。然而，近些年來，隨著傳媒心理學自身的發展與深入，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傳播活動本質上是一種意義的傳播，而意義是很難單純通過量化來進行研究的，再加上文化研究思潮在全球的拓展，於是民族誌方法越來越受到重視。
菲利普森在對芝加哥南部一個叫做Teamsterville的工人階級語言社區進行長期的考察後發現，那兒的人在進行說服他人的傳播活動中，相互之間最重要的傳播手段“談話”並不是在所有的場景或語言社區中都會起同等的作用，或者具備同等的價值。在該語言社區，普通成年男子相互之間多通過談話來進行溝通、理解與說服，因為他們之間的地位相近。不過，對於那些地位低於他們的人，如婦女、孩子以及一些從貧困地區來的經濟地位不如他們的人，他們則較少采用談話方式來進行說服，相反，他們更多地是通過一些動作之類的非語言傳播方式來傳遞信息或命令。對於那些地位高於他們的人，如自己的上司或從一些富裕地區來的經濟地位高的人，他們也同樣很少直接通過談話來進行說服，較多的是通過第三者來傳遞相關的說服信息。該研究說明，同樣的傳播實踐在不同的場景、對不同的群體意義並不完全相同，而這種意義上的差異可以說明傳播實踐所具有的獨特性（Philipsen，1975，1986，1992）。
民族誌方法強調，要盡可能詳細地了解研究對象實際生活的各個方麵，在總體把握的基礎上，有重點地進行分析與解釋。這就意味著研究者必須長期融入研究對象的生活之中，成為其中的一員，並直接觀察研究對象的行為，同時做出理性的判斷、分析與研究。民族誌研究的目的就是通過深入調查和分析，對研究對象做出詮釋。這也形成了關於民族誌方法的經典描述：“在較長一段時間中，民族誌學者參與人們的生活，觀察發生了什麼，聆聽他們說什麼，並提出問題。”
德爾·海默思（DellHymes，1964，1972）提出了一個SPEAKING框架,用來考察和分析一個語言社區所采用的語言模式。SPEAKING是由8個英語詞彙的首字母組合而成，這8個詞是海默思歸納出來的調查研究者從事民族誌傳播學研究中應該關注的八個方麵。它們是:(1)背景(setting)，包括物質的和心理的；(2)人物(people)，即參與者；(3)目的(ends)；(4)行動次序(actsequences)；(5)基調(key)；(6)工具(instrumentality)，指傳播渠道；(7)規範(norms)，包括行動規範和解釋規範；(8)類型(genre)，指傳播的種類。然而,傳媒心理學研究者所理解及采用的民族誌調查研究方法與其他社會科學並不完全相同。對於那些學科的學者而言，民族誌方法大多僅僅被視為一種搜集資料的方法，比如在康利(Conley)和奧巴(Obarr)關於法律和語言的一係列研究中(1990，1998)，他們就把民族誌方法作為一種調查手段，在借助參與性觀察、訪談及記錄等方式搜集到足夠的資料後，在他們看來民族誌調查研究方法就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他們甚至在其後還通過實證主義的實驗室研究方法來繼續他們的研究。但對傳媒心理學而言，研究者所實施和理解的民族誌研究方法不僅僅是一種搜集資料的途徑，它也是一種觀察和理解這個世界的視野。
通過參與性觀察、訪談等途徑搜集民族誌資料，最典型的資料有下列四種形態：
采訪記錄：由受訪者的口述、操作或表演者示範所搜集到最直接的影、音記錄，若再摘錄寫成文字稿，並且在經過嚴格的內、外考證後定稿，此份文稿即是最忠實的田野采訪記錄。
拍攝記錄：針對現場實地的古建築、造型藝術或重要人物的拍攝記錄，其搜集到的第一手影像、圖片資料，是民族誌報告中不可缺少的佐證資料。
翻製記錄：田野調查中若征得原收藏者同意，翻印或翻拍傳世祖譜、古籍、圖稿、劇本、秘籍或老照片等珍貴資料，是日後進一步研究的基本材料。
測繪記錄：有關空間現場的實地測量，或是造型藝術品的大小尺寸，以及結構簡圖，方便日後資料整理和現場複原。
民族誌能夠直接反映客觀事物的本來麵目，獲取在傳媒心理學研究中大量必不可少的感性材料。由於觀察者不改變被觀察者的日常生活條件，對其行為也不加幹預，保證了其心理表現的自然性，因而使觀察者可以獲取比較真實的第一手資料。然而，民族誌也存在其自身的不足。首先，要讓被研究團體接受觀察者成為其團體的一員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如果研究者不被接受，所搜集到的信息就受到嚴重限製；如果被接受，客觀性的丟失就無法避免。因此，時間、資金、接受性和客觀性是民族誌研究者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其次是沒有操縱自變量或控製無關變量的企圖，不易作定量分析和因果關係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