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先生在阿爾圖納生活了3年，接著又升遷了。1859年，他幸運地成為公司的副總裁，在費城擁有了自己的辦公室。而我又何去何從？司各特先生會帶我去費城嗎？抑或繼續留在阿爾圖納，麵對一個新上司？種種的不安與糾結困擾著我，與司各特先生分別對我來說真是太痛苦了，而為一個新上司服務卻似乎也不太現實。那時，日出日落都得由他負責（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我從未想過，如果沒有他，成功女神是否還會垂青我？
司各特先生去費城與總裁會麵回來後，將我叫進了他家的私人房間，他一般在這裏與辦公室進行聯絡。他告訴我說，他去費城已成定局，部門經理伊諾克·劉易斯先生將成為他的繼任者。我饒有興致地聽著，漸漸地，話題不可避免地引向了對我的安排，最後，他終於說：
“現在，我們來聊聊關於你的事情吧，你覺得你可以管理好匹茲堡分部嗎？”
當時我僅24歲，初生牛犢不怕虎，何況那時我並不懂得作為後輩不應有太大的奢求和野心。記得約翰·拉塞爾勳爵曾說過，他第二天就可以成為水上艦隊的總司令。還有華萊士和布魯斯，他們也都是在年輕時就被委以重任的。因此我對司各特先生說，“我想我可以。”當然，我並沒有奢望得到司各特先生的首肯。
“那好，”他說，“坡茲先生（當時匹茲堡分部的經理）將要被提升到費城的運輸部去，我推薦你繼任他的職位，他同意給你一個機會，你期望的薪水是多少？”
“薪水？”我生氣地說，“難道我是隻在乎薪水的人嗎？我並不介意薪水的多少，我想要的隻是那個職位，能夠得到你先前的職位，回到匹茲堡分部，這已經夠榮幸的了。你可以按你的意思，高興給我多少就給我多少，並不一定要比現在給我的多。”
那時，我每個月拿65美元。
“你知道，”他說，“我當時的年薪是1500美元，而坡茲先生是1800美元，我想在開始的時候，給你每年1500美元會比較合適，如果你幹得好，不久之後，你就可以拿到1800美元，這樣，你滿意嗎？”
“哦，求求你，”我說，“別跟我提錢！”
那已不僅僅是錢的問題，在那時，我升遷的消息還未公開。但一想到我將擁有自己的一個部門，一想到我不用再在往來於匹茲堡和阿爾圖納的指令上簽下“T.A.S”，而是寫上“A.C.”時，這是多大的榮耀呀。
1859年12月1日，我被任命為匹茲堡分部經理。接著，馬上又要搬家，這種改變是令人欣喜的，盡管我們在阿爾圖納的住所有很多便利之處，一處位於風光優美的市郊的別墅，遠離喧囂的市井，靜謐而又安逸。但是這一切與回到老朋友、老相識中間，回到即便又髒又亂、煙塵籠罩的匹茲堡相比，便輕如鴻毛了。湯姆在阿爾圖納時學會了電報技術，他和我一起回到了匹茲堡，並成了我的秘書。
接下來的那個寒冬我接受了最嚴酷的考驗。鐵路的建設質量很差，裝備效率低下，根本應付不了當時堆積如山的業務。鐵軌修建在巨石之上，需要鐵鑄的跪座加以固定，有一個晚上竟有47個軌座斷裂，而事故之頻繁竟也達到了令人恐慌的程度。那些日子裏，作為部門經理，我必須連夜用電報指令發車，外出處理所有的事故，應付一切。有次一連8天，夜以繼日，我都在鐵路線上，處理一個又一個的事故，清除一個又一個阻礙。但是在所有的上司中，我是最不體恤下屬的一個了，手下的員工們一直超負荷工作，精疲力竭。但也許正是一種責任感的支撐，我總是不知疲勞地奮戰一線。那時，我在何時何地都能睡著。晚上，在一節破舊的車廂裏抽時間睡上半個小時便已心滿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