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關係，我的孩子，幸運之神陪伴著你，不過這種事情以後可不要再發生了。”
很早以前，我就是反奴隸製的堅定擁護者，盡管那時我還太年輕也不夠成熟，不能參加選舉，但我還是滿懷熱情地為1856年2月22日在匹茲堡召開的第一屆共和黨全國會議歡呼。當這些大人物走在街道上時，我注視著他們，對參議員威爾遜、黑爾，還有其他人充滿了傾慕之情。我在鐵路員工裏組織了一個百人俱樂部，支持《紐約論壇報》，偶爾也嚐試著寫一寫短文寄給那位偉大的編輯霍勒斯·格裏利23，他一直投身於廢奴事業。
當我的作品第一次變成鉛字刊登在《紐約論壇報》時，這一刻是裏程碑的時刻。那份《論壇報》我一直保存了很多年。今天，當我們回首往事，沒有人不會為將祖國從奴隸製的禍根中解放出來而付出巨大代價而惋惜。但不僅僅隻是奴隸製需要廢除，鬆散的聯邦體製、各州過於強大的權力，都大大推遲了一個穩固的、集權的中央政府的建立。而今，南方離心的傾向糾正過來了，各州都接受最高法院的支配，以聯邦政府為核心。最高法院的決策也是合理而適當的，一半出於法官的意見，另一半出於政治家的工作。在很多領域，一致性需得到保證，結婚、離婚、破產、鐵路監督、對公司的控製以及其他的一些部門在一定程度上都必須擁有統一的領導。（今天，1907年7月，當我再次重讀幾年前寫下來的這一段時，真是感慨萬千，當時諸多有預見性的觀點為今天的事實所驗證，而此時此刻，又出現了多少需要我們亟待解決的新問題。）
23霍勒斯·格裏利，美國報業編輯與政治家，曾參與美國總統競選，主編《紐約論壇報》。
之後不久，鐵路公司有了自己的電報線，當然他們亟須報務員。這些報務員大部分都是在匹茲堡的辦公室裏接受培訓的。電報業務持續快速增長，熟練的業務員開始供不應求。我們還需要新的電報辦公室。1859年3月11日，我委派以前的信差同伴大衛·麥卡戈為電報部主管。有人說大衛和我開辟了在美國的鐵路上任用年輕婦女作電報報務員的紀錄，也許在所有部門裏，我們都是先例。由於工作的需要，我們在各個辦公室裏雇用女孩，讓她們做學徒、師傅，然後讓她們分管不同的辦公室。第一批女孩當中有我的堂妹，瑪麗亞·霍根。她是匹茲堡貨運站的操作員，我們還把學徒接二連三地安排到她的身邊，她的辦公室成了學校。讓姑娘們當報務員比小夥子們更加可靠踏實。在這些女性所介入的新生職業中，我沒有發現有比電報報務員更適合她們的工作了。
作為上司，司各特先生是不可多得的、令人愉快的領導者，我誠心誠意地跟著他。對年輕的我來說，他是偉人、是我的楷模。很快，我就想象著他會成為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總經理—後來他確實贏得了這一職位。在他手下，我開始處理一些超出我職權範圍的事情，其中對一件事的處理，使我獲得了更有利的鍛煉。
那時候的鐵路還是單線的，盡管電報指令發車正成為慣例，但還是經常要用到其他手段。我認為，那時，隻有主管有權對賓夕法尼亞鐵路係統的任一路段，或者對其他係統發布指令。因為整個鐵路的管理體係還不完善，沒有人接受過這方麵的專業培訓，發布電報指令也隻是危急時刻的權宜之計。司各特先生常常一天到晚去故障或者事故發生現場、指揮清理和疏通交通，因此許多上午他都無法來辦公室辦公。
一天早上，我來到辦公室時，發現東部地區一場非常嚴重的交通事故阻止了一列特快客運列車的西行。而東來的客車正由信號員一段一段地引導向前行駛，於是，兩列火車便僵持在了鐵軌上。當時的情況真是令我頭痛，可司各特先生又根本不見蹤影，我當機立斷，行使主管的權力，發出了“行車指令”。“死亡或者威斯敏斯特教堂”這句話不時在我的腦海中閃過。我知道，一旦出了差錯，我不僅可能會被解雇，還會有遭受刑罰。但若當機立斷發出指令，我就能讓一切都運轉起來，恢複正常。我知道我能行，平時在傳達司各特先生的命令時都已經做過。我知道應該做些什麼，於是我開始行動了，我以他的名義發出指令，將每列火車都有秩序地發出去。我密切關注著進展狀況，把列車從一個車站調往另一個車站。當司各特先生回到辦公室的時候，一切已運行平穩。他已經聽說列車延誤了，回來後第一句話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