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情形造成惡性循環，物價愈漲愈凶。到了那年夏末，搶購消費品已經成為上海等大城市每天常見的市景，銀行也開始出現搶兌人潮。
黨采取兩項步驟對付這項危機。8月間，政治局決定，雖然應該繼續進行“價格解放”政策，但財政與金融政策應該緊縮。9月間，中央委員會凍結物價改革，並且通過決議，把“改善經濟環境和矯正經濟秩序”列為1989年和1990年的施政指導方針。
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並不清楚。
1989年春天，席卷中國大陸各大城市——不僅隻有北京而已——並因而動搖全國基礎的一項大運動發生了。
導致1989年學生運動的一項事件，是事先不可能預料到的：胡耀邦在4月初參加政治局的一項會議時，突然心髒病發作，一個星期後，在4月15日，胡耀邦去世了。
到了4月15日傍晚，北大學生已經在校園的樹上掛上白色花環，並在牆上貼上大字報。第二天，其他大專院校也群起效法。
4月17日星期一，幾百名學生從北京西北郊區的大學區遊行前往天安門廣場，並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麵拉開悼念胡耀邦的布條。
胡耀邦的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時間是4月22日，正好是他去世後一周。包括鄧小平在內，大部分的黨領導人都出席了這次追悼大會。趙紫陽宣讀對胡耀邦的悼念文，高度讚揚了胡耀邦的功績，絲毫未提及胡耀邦所犯的錯誤或缺點，也沒有提到造成他下台的原因。
在人民大會堂外麵，將近十萬名學生在廣場上或站或坐，每當有參加追悼會的官員到達或離去時，他們就高喊口號，但其餘時間則很安靜。這些學生都是在前一天晚上排著整齊的隊伍抵達廣場，並獲得追悼大會主辦單位的保證，隻要他們在追悼大會進行期間留在廣場內，就不會對他們采取行動。但他們並未獲準進入人民大會堂向胡耀邦遺體告別。
鄧小平可能花了好幾天時間思考“學運”的問題。
4月25日，他明確地對學生運動表態，而他的態度也就成為官方對“學運”立場的基礎。當天，李鵬和楊尚昆（他這時是國家主席和軍委會常務副主席）一起到鄧小平家中，向鄧小平報告政治局前一天晚上開會的情形。
政治局這次會議的情況顯得相當神秘。趙紫陽前往朝鮮進行正式訪問，因此，這次會議就由排名第二的李鵬召開與主持。
鄧小平在聽完李鵬的報告後，表示他同意政治局所做的決定，並且進一步提出他自己的看法：這次學運不是普通的學生鬧事事件，而是一次政治動亂，目的在製造混亂，以便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
《人民日報》在4月26日發表一篇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文中引用鄧小平的幾句話。社論中說，如果允許“一小撮人”繼續利用民眾對胡耀邦去世的哀思來鬧事，將使全國陷入混亂中，並將毀掉人民的希望。
從5月15日到18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時，情況更是糟糕。原先安排好的接待計劃，包括在天安門廣場對戈爾巴喬夫舉行正式的歡迎儀式，都被迫取消。戈爾巴喬夫不但沒有在禮車引導下，坐車風風光光地行經街道兩旁掛滿兩國國旗、忙碌但和平的北京市，相反，他必須在重重軍隊的保護下，坐車穿過雖然友善但顯然已不受官方控製的混亂人群。
在天安門廣場上，為了歡迎戈爾巴喬夫而懸掛的他的畫像，早已被學生取下，改而掛上胡耀邦的畫像，並有一大群學生對著他的車隊揮舞長布條，布條上的文字內容是歡迎他以改革和開放的創始人身份來訪，並且質問，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在哪裏？
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見了兩次麵，一次在人民大會堂，一次在接待戈爾巴喬夫的晚宴上。兩人相談甚歡。但兩人一定也對當時的混亂情況表示遺憾，鄧小平一定也對未能好好接待這位斯大林與赫魯曉夫的繼承人，表示抱歉。但更令鄧小平感到驚訝的，一定是這個事實：全世界的新聞媒體代表（包括幾百名新聞記者和幾十名攝影記者）所感興趣的，竟然是露宿在人民大會堂台階下的那一群對政治表達不滿的學生和他們的所有活動，而不是大會堂內的活動；吸引他們注意力的竟然是學生們的標語和布條，而不是意義如此重大的他和戈爾巴喬夫的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