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林彪這些行動的反應和林彪所期待的一樣。1963年12月，毛澤東號召全國“向人民解放軍學習”；1964年，他指示政府和黨的各級部門都要像部隊一樣，成立政治部。這使得林彪得以開始改變黨和軍方的傳統關係，也就是黨指揮槍的關係。軍隊開始插足黨和政府，並開始逐漸脫離黨的監督。
1963年3月，在毛澤東的號召下，人民解放軍掀起了向雷鋒學習的熱潮。這是鄧小平的題詞。
在經濟上，廬山會議給原本已經奄奄一息的“大躍進”一次複蘇的機會。這是因為毛澤東堅持要在全國發動一場“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不久，這項運動就變成了一場對所有在“大躍進”中表現得不積極或慎重的黨幹部的整肅。結果，造成所有黨的幹部不敢再對“大躍進”提出任何反對意見，也不敢再替農民爭取任何福利。
1960年年初，中共又發動了在城市建立人民公社的運動。生產目標不但沒有降低，反而進一步提高。
毛澤東明確表示，他支持“政治掛帥”式的工業管理模式。
1960年年底，蘇聯決定停止對中國的所有形式的援助，才使毛澤東從“大躍進”的美夢中驚醒。同意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並允許批判那些強行無償占有農民勞動的地方幹部。一直到1960年11月，那些長時間以來一直堅持認為“大躍進”對中國來說實際上是一場大的災難的中共領導人，終於能夠從根本上糾正“大躍進”的錯誤了。周恩來發出十二條緊急指示，允許農民恢複“大躍進”以前的生活和勞動方式。
不過這時候，中國農村正遭受嚴重的饑荒。1959年，農村人口還可分配到1.22億噸糧食。到了1960年，這個數字已經降到1.13億噸，每人每年隻能平均分配到150公斤糧食。1960年國家城市人口遠遠少於1959年，但收入也大大減少，實際上是1949年以來最少的年份。農村人口的死亡率從1958年的12.5%上升到了1959年的14%之多，1960年甚至接近29%。在死亡率上升的同時，出生率也明顯下降。1960年，全國的死亡率大大高於出生率。而在1950年至1958年間，全國的出生率一直是死亡率的2.5—3倍之多。這場饑荒一直持續到1961年年底，死於饑荒的人數已經超過2000萬人。
這場饑荒造成的死亡，也就是完全因饑餓和疾病造成的死亡，比20世紀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和地區發生的任何一次饑荒都要嚴重得多。其造成的死亡人數也遠遠超過了蘇聯農業合作化所造成的死亡人數。
60年代初，外部世界從難民的報告中了解到，在中國的一部分地區，食物嚴重短缺。
但直到80年代初，中共才最終公布有關這一時期的出生和死亡率、糧食產量和收成的數字，讓外人了解了當時饑荒的真相。即使在目前，官方文件也很少提到“大躍進”的情況，甚至也很少有小說及文藝作品提及。“文化大革命”
產生了一大批傷痕文學作品，“大躍進”卻沒有類似作品。
1958年，鄧小平有一次在玩1960年3月15日，鄧小平參觀北京毛紡廠的紡織車間。
台球的時候摔斷了右腿。從照片上可以看出來，至少在1961年4月之前，他一直都是撐著一根拐杖走路。
他的腿傷複原得很慢。
由於腿傷，鄧小平沒有參加在廬山舉行的政治局會議和中委會會議。但他一定參加了那次免去彭德懷國防部長職務的軍事委員會會議。除了毛澤東，他是軍委會上唯一的文人。雖然他跟彭德懷一直沒有過特別密切的交往，但他一定很為彭的命運和毛澤東的行為擔憂。在已經公布的一些材料中可以看到，他認為毛澤東雖然是很傑出的領袖，但並不是絕對不會犯錯的。但在當時那個非常敏感的時期，他還是很勇敢地重申他的這種看法。1960年3月，他在天津對黨的幹部的一次講話中，一針見血地批評了黨員當中日益滋長的一種傾向，即把毛澤東思想用得庸俗了，把他們所取得的一切成績都歸功於運用了毛的思想。他說，毛澤東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領導成員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澤東同誌和黨中央分開，應該把毛澤東同誌看作是黨的集體領導中的一個成員，把他在我們黨裏頭的作用說得合乎實際。至於廬山會議的後果，他後來認為是十分有害的。他說，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同誌錯誤地發動20世紀60年代初，鄧小平視察河南三門峽水庫。
了對彭德懷同誌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
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