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1965）
從1958年到1962年，中國經曆了“大躍進”
的混亂，以及混亂後災難性的後果。“大躍進”
是在1957年12月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開始的。“大躍進”的主要口號是“政治掛帥”和“兩條腿走路”。“政治掛帥”，表達了毛的一個信念，即精神的或者說非物質的刺激在經濟領域同樣能產生出在政治運動中那種顯著的效果。“兩條腿走路”，是指城市的資本密集型的高技術工業部門和農村的勞動密集型的低技術部門（包括工業和農業）共同發展。
從1956年9月獲得晉升，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
爆發，這10年當中，鄧小平一直置身於中共的權力核心，是眾多事件的核心人物。這是他身為政治局常委和黨的總書記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他的個性使然。
不管什麼時候，他隻要發現有問題需要解決，就會主動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案。他不是坐著等待問題找上門（周恩來有時就是這樣），也不是在自己的提議受到批評或被駁回時，就退縮到一旁（陳雲就是這樣）。
當他發現他無法說服別人接受他的建議時，或是判斷他的說服行動不會成功時，他幹脆先采取行動，然後再報告。毛澤東在對日作戰期間，就是鼓勵他的軍事指揮官們這樣做，甚至允許他們不報告就采取行動。
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除了批評鄧小平的政治觀點之外，也嚴厲批評了他的這種行事作風。
身為總書記，鄧小平是中國共產黨的執行長官，同時也通過黨掌控政府的所有機構（不過，黨對軍隊的領導權主要是毛澤東一個人來行使）。鄧小平的主要運作機構是書記處。這個機構的人事陣容，從一開始就很強。到1958年5月，它的實力更強了。除了鄧小平本人和他的副手彭真之外，書記處又增加了三位政治局委員。此後，隨著形勢的發展，書記處又接管了黨內及黨外其他幾個機構的職權。在“大躍進”
期間，它從最高行政機構國務院手中，接管了研擬與實施經濟政策的權力。這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它能夠組織群眾運動，而這是國務院辦不到的。在國家采取緊急行動，以挽救“大躍進”對全國造成的不良影響時，它仍沿用了這一權限。後來，當毛越過除林彪之外的其他政治局常委，擅自製定各種政策時，書記處做出了很多重大決策，它取代了很多原本應該由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做的工作，因為這兩個機構隻能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布文件，而且這些文件隻有經過毛澤東批準後才能發布。在彭真的全力支持下，鄧小平主掌了大部分權限與工作。後來毛澤東批評說，鄧小平建立了一個“獨立王國”，並未言過其實。
從1958年到1962年，中國經曆了“大躍進”的混亂，以及混亂後災難性的後果。毛澤東的本意是利用“大躍進”使中國經濟獲得快速的發展。“大躍進”
在毛澤東所發動的曆次大規模運動中，是獨一無二的。
因為它並不打算剝奪任何社會階級的財產或地位，也沒有打算通過這場運動來清黨或整黨。然而，這場運動造成的死亡和帶來的災難卻比其他任何一場運動都要慘重。
“大躍進”是在1957年12月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開始的。從某些方麵來說，當時的中國經濟已經實現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部分目標。它的工業基礎得到發展，工業生產的年平均增長率接近20％，超過了“一五”計劃所規定的目標。全國鐵路網增加了好幾千公裏的新路線。但在其他方麵的發展卻很令人失望。特別是農業生產，增長率隻有4％，沒有達到“一五”計劃規定的目標。農業生產的低迷，嚴重影響到輕工業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中共麵臨兩個抉擇：或者控製農村人口的增長以滿足迅速增長的城市人口的需求，或者控製城市人口的增長以保證農村人口的正常生活。最終結果是，兩者都受到嚴格的控製。
1956年春，中共領導人一致認為，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優先項目和方法，應該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有所不同。毛澤東本人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也表達了與之相同的看法。他建議，增加農業和輕工業的投資比例，賦予省及地方政府更大的權限，讓它們擁有更多的經濟自主權，比較自主地做出投資和其他經濟決定。減少在偏遠地區興建新的工廠，因為這些地區距市1958年9月，鄧小平視察吉林豐滿發電廠。
場和原料供應地都太遠。他還說，事實證明，蘇聯的發展模式並不符合中國的國情，也不能滿足中國的需求。他甚至批評蘇聯在運用這一模式的過程中就犯了一些“錯誤和缺點”。但他當時並沒有說這個模式是錯誤的，或這個模式的計劃經濟體製存在著根本的錯誤。然而，在此後的18個月內，他卻決定完全放棄這種模式，采用一種新的發展策略。這個戰略是依據對人性完全不同的看法而製定的，對資源的利用和製定的目標也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