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指示並沒有公開發表。但到仲夏，幾乎每個人都確信，民族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都要受到衝擊。4個月後，工廠主和店主成了反對“五毒”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的目標。同鎮壓反革命運動一樣，這場運動隨後被稱為“五反”運動，也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動廣大群眾參加的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數以百計的商人自殺，好幾千人不得不交出巨額罰款和拖欠的大量稅款。
在農村，中共領導層同樣也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土改”一結束，農村的黨支部就開始動1952年7月10日，周恩來給毛澤東的信中說：“如能於七月下旬與鄧小平同誌商好，先發表他為政務院副總理，並於八月份起來京主持一個時期，這是最理想辦法。”
員那些無地、缺少牲畜和農具的農民聯合起來，組成互助組。最初，互助組的規模很小，隻有一二十人，並且是季節性的；也並沒有被強加上黨的意誌，以促進這個“社會主義萌芽”的發展。
在經濟上，國家也順利地完成了各項任務，通貨膨脹得到了控製。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央政府製定了“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緊縮發展經費以追加軍事預算。戰爭結束後，通貨膨脹進一步得到有效控製。盡管經曆了土地改革、五反運動，並且中斷了中國同西方的貿易往來，但1952年的工農業產量仍然超過了日本入侵前最好的年份（也大大超過了1949年）。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得益於國內的和平環境，得益於共產黨獲取了日本在東北建立的工業基地。東北工業基地對取得上述好成績的影響是很大的。
1952年，當鄧小平到達北京時，黨的最高領導層已經達成了一個共識，即朝鮮戰爭所帶來的戰時緊張狀況一結束，中國就應該立即開始實施迅速發展經濟的計劃，而且這個計劃應該仿效蘇聯斯大林的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國家集中大部分資金用於工業建設，在工業方麵集中發展大規模的和資金密集型的工業項目。這個時期，領導層中幾乎沒有一個人提到農業問題，即農業如何能滿足迅速增長的城市人口對糧食的需要，以及如何保證工業計劃的順利進行。農業本身幾乎沒有得到任何中央投資。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幾乎也沒有人提出過，就是輕工業得到的投資還不足全部中央投資的百分之十。對於能為城市人口提供衣服和其他消費品，並能更快和更多地收回投資的輕工業的重要性，多數人沒有充分的認識。
當時的中國還完全照搬了蘇聯的政府機構及其職能。
這些機構包括國家計委、國家統計局和一整套的工業部委，每一個部委都管轄著本部門的所有工廠，包括舊的和新建的工廠。其主要職能是製訂計劃，均衡地分配原材料，並按照這一計劃擬訂所有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和分配方案。
但是，高層領導對社會政策並沒有取得一致意見。
在把民族資產階級確定為一個敵對階級之後，毛想繼續進行農業、手工業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但其他幾個人，劉少奇和周恩來當然包括鄧在內，卻想鞏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式，即土地、工廠和商店的私有製，允許它們同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長期共存。
在1953年6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批評了這條路線的倡導者。他說，“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這種提法不明確。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15年還叫走向？走向就是沒有達到。這種提法，看起來可以，過細分析，是不妥當的。“確保私有財產”。因為中農怕“冒尖”，怕“共產”，就有人提出這一口號去安定他們。其實，這是不對的。在8月召開的黨的財經工作會議上，毛又重申了他的這個觀點，並獲得了最後的勝利。同年10月，中共向全國宣布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渡時期總路線，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意味著新民主主義要經曆—個逐步衰亡的過程。
1952年，鄧小平被任命為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副主席，主要都是政府的職位，而非黨內職務。當時擔任總理的周恩來和擔任財經委員會的陳雲，因此成為鄧小平的上司和最親密的同事。鄧主要負責的是水陸交通。1953年9月，他接替薄一波出任財政部長，工作重心轉向更細致的財政工作。鄧小平在抗日戰爭期間就已經和薄一波相識。1940年起，薄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決死第一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52年年底，薄因實施新稅製，降低私營企業所負擔的稅負，實行“公私一律平等納稅”，受到毛澤東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