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的這種獨立性和他對50年代初期的社會變革所持有的謹慎態度，沒有讓毛決定在這個時候降他的職，也沒有讓毛對黨和國家的發展前景失去信心。相反，在這個時期，毛認定劉才是接班人的最合適人選。
劉是一個貧農的兒子，在延安成為毛最密切的政治夥伴。至於他為什麼能成為毛的政治夥伴和他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個中的詳情還無法搞清楚。也許毛信任劉是因為他感到劉比書記處中他周圍的那些知識分子更容易相處。他和劉都是湖南人，他們都來自農村，都是土生土長的共產主義者（劉在20世紀20年代初在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待了一年，但他過得並不愉快）。劉或許認為，積極地把毛推上黨的領袖的地位，比采取其他手段更有希望在黨內得到迅速的升遷。他在40年代的幾次談話都清楚地表明，他對毛的態度比他同時代的人對毛所持的那種英雄式的崇拜要成熟得多。1942年，他對一些同事說：“什麼是主席？我從未聽蘇聯人管列寧叫列寧主席。”（這個時候，毛還不是黨的任何機構的主席。不過已經有傳言說他有可能成為政治局主席。果然，在1943年得到了這一職務。）1947年，他在一次會議上說：“在世界上沒有完美的領袖，這在過去和現在都是一樣的，無論是在中國或其他國家。如果有這樣一位領袖，他隻不過是豬鼻子裏插蔥—裝象而已。”
在政府中，同劉極為相似的一個人物是周恩來，他在1949年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領導下行使職權，頗受尊敬。同時，他還被任命為外交部長。周恩來才思敏捷，精明幹練，且能言善辯，他具備一位外交家兼演說家的天賦，並因此而聞名於世。他還是一個具有堅定信念的人。他從未懷疑過，中國必須首先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建設獨立、富強的現代化國家的必經階段。周與毛不同，他並沒有把革命本身作為一種理想。他也不像毛那樣，視中國人民的貧窮和愚昧無知為一種天然優勢。相反，他想盡快革除這種狀況。他更不像毛那樣熱衷於群眾運動，也不像毛那樣不信任中國的知識分子。在中國，這個階層有四五百萬人，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接受過中等或高等教育。
周工作勤奮，在這一點上他同劉完全相同。他還十分注意自己的舉止、衣著和講話的每一個細節，對於身邊的工作人員，他也照顧得無微不至。有許多故事都是講述他是如何關懷衛士、司機和廚師，以及他是如何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去探望病人或為他們安排更好的治療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數百萬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在那個是非不分、黑白顛倒的年代，他毅然挺身而出，為他們主持公道，向他們表示同情。
1952年鄧到北京時，新的國家領導層已基本上實現了其最初在共同綱領中確定的目標，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早期談話中所提及的目標。在政治上，除台灣和一些近海島嶼之外，已經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了它的政權。在這個進程中，專政機關在全國範圍內清除了反革命分子、各種暗藏的敵視共產主義的國民黨間諜，擁護國民黨的工會組織者、城市和農村匪禍（包括1927年在井岡山同毛澤東合作過的兩個土匪首領中一個人的兒子）。這場運動從1951年2月開始，一直持續到1953年春天。其特征是：毫不留情，依靠黨領導下的群眾運動而不是由軍隊和政府出麵，來辨別哪些應該受到懲處和他們應該受到什麼樣的懲處。在這場運動中，被處死的人達幾十萬之多，另外還有許許多多的人被關進了監獄。其結果是沉重打擊了暗藏在城市居民中的國民黨殘餘分子，結束了國民黨在一些城市和農村的不法統治，使全社會對共產黨人產生了一種敬畏之感。
在社會上，領導層已幾乎完成了新民主主義的一切任務。在農村，除一部分少數民族居住區外，土地改革在大部分地區都已經完成。在工業城市，官僚資本家，即那些經營從日本企業主那裏沒收來的工業企業的國民黨官員，已被趕走。許多外資企業被接管，其中有一些企業的資產被完全沒收。但一般采用的做法是向他們施加壓力，迫使他們交出他們的財產以償還他們所欠下的債務。近代以來在國民經濟的產業部門中居支配地位達100年之久的外國經濟幾乎被徹底消滅。
在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之後，中共領導層便開始把矛頭指向了民族資產階級，在理論上它是掌握政權的四個階級集團中的一個階級。在1952年6月的一個秘密指示中，毛寫道“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現在已經成為中國的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