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晃：我覺得我小的時候是那樣一個環境：史家胡同51號就像一個世外桃源，解放前的那些牛鬼蛇神、遺老遺少，全都在我們家聚集著。
許戈輝：你那時候應該算是受盡流毒了，那個時候我們都要特別樸素嘛，可是你卻天天看到這些喜歡打扮、喜歡時髦的女人。
洪晃：是的，所以我覺得我小時候的生活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跟我的同齡人脫鉤的。為什麼呢？就是他們在挺艱苦的時候，而且非常動蕩的時候，我卻完全是在一個暖瓶裏頭，說白了是有點腐朽，完全是那個大的政治環境所不允許存在的一種氣候。我就是在這樣的氣候裏頭長大的。所以在走出這個四合院之前，我特別不識人間煙火。
四合院裏的一切似乎都緣於章士釗和毛澤東交情深厚而受到特殊的保護，然而到了“文革”，誰也無法逃脫時代的厄運。
洪晃：梁夕弱、幹媽、黎明暉，就因為“文革”，一下子就全散了，尤其是原來的這種上海摩登老太太就全沒了，全蒸發了。
走出大紅門
1970年，外婆的去世為洪晃的童年畫上了句號，她開始到北京外語學院附屬學校寄宿。
洪晃：那年外語附校招生，基本上招的是工農兵。
許戈輝：對，根正苗紅。
洪晃：出身要特別好，就得走後門進去，我就是這樣。到那兒，首先一看褥子這麼老厚，就覺得這孩子有病。舊的床單是什麼呢？真是我們家的一條舊床單，可能還是原來我外公在香港時的床單，那上頭都寫著Merry Christmas（聖誕快樂），我估計是一塊聖誕節用的桌布，不是一塊床單。這絕對是很反動、很資產階級的東西。之後說盆，有三個盆，問這孩子是幹什麼用的，居然說還有一個是專門洗屁股的，怎麼這麼腐化啊？反正基本上到那兒的頭半年，我天天都有恨不得跳樓的感覺。
許戈輝：你是一個異類。
洪晃：突然間一下子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了。
許戈輝：那個時候，就算是家裏條件好，你也一點優越感都不敢有。
洪晃：在當時我覺得我的那種優越是一種恥辱，為什麼呢？因為當時的思想是越無產階級化越好，不是越資產階級化越好；不是追求物質，而是要貶低物質生活，追求一種沒有物質世界的生活。所以我就開始特別恨我家裏頭所有給我的這些東西。反抗的表現在於，星期六中午不是回家嗎？吃完那頓中飯就可以回家。OK，吃完中飯我不回家，晚上回去。家裏頭總是給你做點好吃的，不吃。中午打飯，多打一份熬白菜拌米飯。我覺得這樣才好，你們太不時髦、太不流行，讓我到這個學校裏頭窮受別人的排擠，就是因為給我帶來這麼多東西。後來，盆當然就剩一個了，而且我還嫌那個盆不夠舊，還要摔一摔它，磕掉一塊漆，長點鏽，這樣才好。
許戈輝：那老師和同學真的排擠你了嗎？
洪晃：那是肯定的，首先就說我吃飯比較慢。我不知道你在外語附校的時候，是不是還有吃飯時間的規定，就是說20分鍾你得吃完，軍訓似的。
許戈輝：小學一直是站著吃飯，沒有坐的。
洪晃：是，是站著吃飯。然後在那兒，別人都吃完了，你吃不完，全班在那兒看你站著吃。
許戈輝：因為得排隊去吃，排隊回去。
洪晃：對。該排隊回去了，你還在那兒吃呢，那你就站著，全班人等你，你當著全班人的麵把東西吃下去。那時我覺得特別丟臉，我怎麼20分鍾都吃不下三兩飯？
洪晃的生父洪彥君當時在北京大學經濟係任教，正下放勞動，而母親章含之已經榮升為毛澤東的外交翻譯官。時代弄人，在風雨飄搖的歲月裏洪晃迎來了父母的離異。
洪晃：1973年5月份，我爸爸媽媽正式告訴我他們要離婚了，當時是我爸爸告訴我的，而且還是“五一”。我以為他要帶我出去遊園——那個時候“五一”都有遊園的活動，結果我爸就在宿舍裏頭跟我說：“我和你媽要離婚了。”還記得那時候他從北大回來，送我回史家胡同。跟我說完這個事兒以後他就說：“今天我送你回史家胡同，但是我隻能送你到燈市口。”他跟我一塊兒做公共汽車，先坐332，到了動物園換11路，就是現在的111。坐到了燈市東口，我下車了，他就跟我說：“妞兒，我不能再送你了，因為爸爸跟你說了，我和你媽媽已經離婚了，你自己回去吧。”然後我就要過馬路，我爸爸就說：“你別一個人過馬路，我還是不放心。”他又陪我過了馬路，然後說：“OK，你走吧。”我就特別難受。當天晚上，我媽媽一看這小孩耷拉著臉回來了，就覺得我也知道這事兒了，她就逗我高興，帶我去看馬戲、看雜技。那天晚上基本都是看雜技，我在那兒哭了一晚。到現在我要是看雜技的話，不能看空中飛人，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有一種條件反射的感覺。
許戈輝：那個結在那兒解不開了。
洪晃：那個時候離婚對我來講是個特別恐怖的概念。因為我是特別害怕我太特殊，我已經去過外語附校，我什麼都特殊，跟別人不一樣，我特別想當主流，特別想跟大家都一樣，因為這個對孩子非常重要，他不願意自己永遠是所有孩子裏頭最個別的一個。我覺得我三年裏剛剛把自己轉變成一個跟我周圍的同學都一樣的人，然後我父母又要離婚，我又和別人不一樣了，因為別人的父母沒有離婚的。70年代，哪曾聽過離婚這麼一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