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治國政是“和碩貝勒共治國政”的簡寫，有時又稱為八貝勒共治國政。這是金國一段時間的政治製度。天命七年（1622）三月，金國汗努爾哈赤宣布今後要實行八貝勒共治國政製。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爾哈赤病逝，諸貝勒依照先汗“共議國政”的汗諭，集議任置四貝勒皇太極為金汗，金國正式進入了八和碩共治國政的新階段。
“共治國政”製的產生，是與八旗製度下和碩貝勒的強大權勢密切聯係的。
和碩貝勒，是滿文 ho oibeile 的音譯，ho o，意為“方”、“角”，按滿文直譯，ho oibeile（和碩貝勒）應譯為“一方之貝勒”，即一方之主。《滿文老檔》有時又將和碩貝勒稱為“固山貝勒”、“旗主貝勒”或“主旗貝勒”，即一旗之主，簡稱旗主。
從天命元年之前的一年確定八旗製度起，到順治元年（1644）清軍入關以前，先後當過和碩貝勒（旗主貝勒）的有：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四貝勒皇太極等四位大貝勒，還有阿濟格、多爾袞、多鐸、嶽托、杜度、薩哈廉、德格類、濟爾哈朗和豪格。努爾哈赤的長子褚英，曾領有部眾五千戶，每戶按二丁計，當有一萬丁，也應是旗主，但褚英早已去世，其部眾也許由其子杜度統領。
天命年間（1616～1626），八旗各有旗主，正黃、鑲黃二旗長期由英明汗努爾哈赤自領，晚年令大福晉阿巴亥所生的阿濟格、多鐸為兩黃旗的旗主。正白旗的旗主是皇太極，正藍旗旗主莽古爾泰，鑲藍旗旗主阿敏，正紅旗、鑲紅旗旗主是代善。杜度曾為鑲白旗旗主，後來努爾哈赤想將此旗給與大福晉阿巴亥所生的另一個兒子多爾袞，但還未改賜便已逝世，新汗皇太極尋機奪過此旗。
努爾哈赤創立的八旗製度，使各旗的和碩貝勒擁有很大的權力，分別成為本旗的所有者和軍事統帥，是本旗之主，與旗下人員之間的關係是君臣關係、君民關係，在某種意義上說，還帶有主奴關係的色彩。旗下官將兵丁都得聽從和碩貝勒的調配，都須聽從旗主的命令。就連旗主貝勒的兒子、侄子、弟弟等小貝勒，
也不能獨立成旗，都必須附於本旗旗主貝勒的旗下，都得遵照旗主的命令，前述嶽托貝勒、碩托貝勒、齋桑古貝勒分別與其父（代善）、其兄（阿敏）的關係，就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實證。八和碩貝勒擁有這樣大的權力，是“共治國政”製產生的一個重要條件。
另一方麵，選擇汗位繼承人的困難，也對共治國政製的出現有著重大影響。
努爾哈赤從一個人幾十丁的小部酋長之子，在父、祖被殺，親族變心，部眾離散，仇敵威逼，險遭滅門之災的惡劣局勢下，英勇不屈，拚死奮鬥，多次鏖戰，曆經千辛萬苦，才網羅了一批能人戰將，打下了千裏江山，建立起強大的金國，登上了“覆育列國英明汗”的寶座。創業之艱辛，他深有所感，因此很早就想選擇一位理想的嗣子，親手教導，親眼督察。讓其迅速成長，理好國政，使愛新覺羅江山世代延續。早在 52 歲時便選定長子褚英為嗣子，讓其執政，受到鍛煉。但褚英虐待“四弟”和五大臣，且對汗父不滿，以致被監禁處死。努爾哈赤又立代善為太子，讓其主持具體政務，然而，代善也不爭氣，犯下嚴重錯誤，致被汗父所廢。
努爾哈赤一共有 16 個兒子，除褚英已死，代善被取消太子之位以外，還有14 個兒子，其中，皇五子莽古爾泰、八子皇太極、七子阿巴泰、十子德格類、十二子阿濟格、十四子多爾袞、十五子多鐸，這些皇子都是能征善戰之人，皇太極、阿巴泰、多爾袞、多鐸更是才幹出眾、能文能武之材，都有能力被立為嗣子。
然而，皇太極雖然已是四大貝勒之一，且是在天命五年廢太子、休大福晉風波中惟一未受牽連的大貝勒，才幹又高，軍功顯赫，甚孚眾望，可是他畢竟不是中宮大福晉所生的嫡子，其母又已去世多年，有此缺憾，難免會受諸貝勒特別是先後三位大福晉所生的六位嫡子貝勒之非議。莽古爾泰的生母被休，他又犯下弑母大罪，與其親弟德格類都沒有資格入選嗣子。阿巴泰的母親是汗之側妃，地位不高，連旗主都未當上，自然也不可能立為嗣子。此時汗之愛妻是第三位大福晉阿巴亥，她很想讓自己的兒子阿濟格、多爾袞、多鐸有一位能即位為汗，可是兒子太小，阿濟格 17 歲，多爾袞 10 歲，多鐸才 8 歲，立為嗣子，實在困難，肩負不起汗父去世以後掌管金國的重任。
總起來說，正是因為八旗製度下和碩貝勒擁有強大勢力，諸貝勒之間矛盾重重，彼此互不相下，以及無法選定合適的嗣子，曾經兩次冊立太子的努爾哈赤，
才放棄預立嗣子的想法，改而決定實行新的皇位繼承製度，宣布在他去世以後，新汗由八貝勒集議設置，不再沿襲自己國主獨尊的舊製，實行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製度。
在金國英明汗努爾哈赤正式宣布今後實行“共治國政”製之前的 21 個月，即天命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現了一份公布實行立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的誓書。
《舊滿洲檔？昃字檔》載：九月二十八日，努爾哈赤在大貝勒代善手刃其妻，承認錯誤以後，寬容了代善，並調解其與莽古爾泰的關係，令代善與其他貝勒立誓和好。代善發誓要痛改前非。“八和碩貝勒、眾大臣亦立誓書，對天焚化”。這份誓書，包含了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製的一段特別重要的話。誓書說：“今天汝之過惡，被汗父知曉，非徒信一人之詞……以後立阿敏台吉、莽古爾泰台吉、皇太極、德格類、嶽托、濟爾哈朗、阿濟格阿哥、多鐸多爾袞為八和碩額真。為汗之人受取八旗人眾之給與，食其奉獻。政務上，汗不得恣意橫行。汗承天命執政。
任何一個和碩額真，若欲為惡，擾亂政務，其餘七位和碩額真集會議之，該辱則辱之，該殺則殺之。生活道德嚴謹為政勤奮公正之人，即使主國之汗出於一已恩怨，欲罷黜貶降，其他七旗之人對汗寸以不讓步。”這份誓書顯然是“八和碩貝勒、眾大臣”所立，但顯然是得到努爾哈赤許可的，或者說得更準確一些，它就是按照英明汗的指示書寫的。這份誓書，十分重要，揭示了以往人們不清楚的好些重大問題。例如，它第一次標明了“八和碩貝勒”、“和碩額真”，這兩個詞，最早見於此。它還具體地列舉了八和碩額真的名字，順序是：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德格類、嶽托、濟爾哈朗、阿濟格、多鐸、多爾袞。名為“八和碩額真”，而有九人，因此多鐸、多爾袞之間，老檔原文沒有分開，譯為“多鐸多爾袞”，可能是這兩人合算一位和碩額真。
比如，這份誓書，對新汗的權力作了很大的限製，命令他“不得恣意橫行”。
對和碩額真的權力則予以擴大，某和碩額真如有過失，由其餘七位和碩額真集會議處，可辱則辱，可殺則殺。相反，若是為政勤奮公正的和碩額真，雖然為汗厭惡，汗也不能施加懲治。’這就包含了後來天命七年共治國政製的重要內容了。
了解了這一曆史深淵，我們再來看天命七年三月的汗諭。
天命七年三月己亥（初三日），八固山貝勒請問汗父，今後國政怎樣安排，英明汗努爾哈赤下諭，正式宣布今後要實施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製。《滿文老檔》
太祖朝卷三十從對此事作了以下的記述：三月初三日，八子相會後問於汗曰：天予之政，何以平定？天福何以永存？汗曰：使繼承父為國主時，勿令豪強之人為主。以豪強之人為主時，恐其恃力自恣，得罪於天也。一人之識見，能有幾何，能及眾人之議乎！爾等八子為八王，若八王共議，可以無失矣。選擇不拒爾等八王之言之人，使繼爾父為國之主。若不取爾等之言，不行善道，爾等則更換爾等八王任置之汗，選任不拒爾等之言之賢者。更換之時，若不心悅誠服而有難色拒之者，豈容似此惡人而任其所為耶？若如此，則強行換之也。
爾等八王之內，治理國政諸事時，若一人有得於心而言，其他七人則讚成之。
若己不能理解，又不讚成他人之能而緘默坐視，則當更換其人，使其下之子弟為王。更換之時，若不心悅誠服從其議，弗色然作色拒之，亦豈容似此惡人而任其所為耶？如此，則亦強行易之也。
若有事外出，當告於眾商議而行，未經商議，不可私往。若集會於爾等八王任置之國君麵前，勿一二人相聚，須眾人皆聚之，共議國政，商辦國事。祭家神，祭天，諸事當告於眾而行。
八王商量後，設女真大臣八人、尼堪大臣八人、蒙古大臣八人。八大臣以下，設女真審事官八人、尼堪審事官八人、蒙古審事官八人。眾審事官商議後，告諸大臣。諸大臣擬定後，上奏於八王，由八王審斷擬定之罪。八王須貶斥奸詭之人，進舉忠直之入。八王跟前，設女真巴克什八人、尼堪巴克什八人、蒙古巴克什八人。
主國一日內，於初五日、二十日兩次坐禦座。新年初一，謁堂子向神主叩首後，國主先向眾叔兄叩首，然後坐汗之寶座，汗與受汗甲拜之眾叔兄並坐於一列，受國人叩首……八固山貝勒，爾若之固山與他人之固山發生爭吵，非經眾人審議，不得單獨人告，若單獨人告，則必爭執也。經眾人審理而後入告，則無怨尤矣……兄弟之間，互有怨恨之時，可以明發其怒，若隱其怒不明言，而訴於眾人，則係居心邪惡常行哄騙之人也，日後，爾將為眾人所斥。
汗父所定之八分所得之外，若另自貪取隱匿一物，隱匿一次，革其一次應得之物。若隱匿二次，革其二次應得之物。若隱匿三次，則永革其應得之物。
若不記牢父汗教誨之言，不納眾兄弟之諫，竟行悖逆之事，初犯則懲罰，再犯者，奪其諸申。若不以奪諸申而埋怨，匡正其身，則事畢矣。若執拗不服，則
不殺爾，而囚禁之。若負此言，行為背理，天地神祗，一應諸神，將加譴責，身罹災殃矣，歲壽不至，即令天殂。若記牢父汗教誨，不違背，心存道義，則天地佛祖皆加眷祜，使之加歲益壽、世代永承矣。
努爾哈赤的這次汗諭，清楚、詳細地規定了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製的基本內容，很重要。這樣長的訓諭，雖然遷涉到許多問題，但概括起來，就是一句話，即八和碩貝勒執掌大權，金國軍政要務皆由八和碩貝勒商議裁處。詳細來說，汗諭包括了以下七個方麵的內容。
第一，八和碩貝勒握有立汗罷汗的大權。顧名思義，一國之汗當然是言出令行的專製君主，受到群臣包括各貝勒的擁護。努爾哈赤就是這樣掌握大權的國主，被八和碩貝勒、諸大臣尊奉為“承奉天命養育列國英明汗”。可是，今後不一樣了。即位的汗，不是自封的，不是先汗欽定的，也不是八和碩貝勒勸進擁戴的，而是被八貝勒 sindaha。sindaha，是由動詞 sindambi 變來的形動詞，sindambi 意為“任置、放官之放”，是上對下的用詞。這個詞用得較好，它準確、生動地反映了八和碩貝勒享用立汗的權力，是任置汗，而不是向汗勸進，擁戴新汗即位。
並且，汗諭規定，不任置豪強者為汗，不任置獨斷專行拒絕八貝勒意見之人為汗。
如果被八貝勒任置的好位之新汗不聽八貝勒的話，“不行善道”，八和碩貝勒共議後，罷免其汗位，另行任置聽從八貝勒旨意的“賢者”。在這種條件下，新汗就要認真思考自己言行舉止的後果，就受到了掣肘，不能獨攬金國大權，這個君權的很大一部分被八和碩貝勒分享了。
第二，八和碩貝勒獨掌了議處軍國大政的權力。汗諭規定，八貝勒集會後，同見任置的國主，諸事皆集議而行。乍一看來，這個規定似乎沒有什麼新意之處，過去努爾哈赤也是與諸貝勒、大臣一起議處軍政要務，這樣做，並沒有影響到他統治後金國、金國的專製君位位置。然而，詳細分析，便可發現兩者之間有著重大的差異。努爾哈赤是以“天命之汗”、創業之君的身份，召集諸貝勒、大臣開會，各位貝勒、大臣的建言，符合汗心，他便采取，有違君意，哪怕諸貝勒、大臣一致堅持，他都可以置之不理，完全按照己意裁處，命令諸貝勒、大臣服從和執行。例如，萬曆四十年（1612 年）九月，努爾哈赤率兵 3 萬進攻烏拉時，莽古爾泰、皇太極建議直取其都城，盡滅其國，努爾哈赤因雙方實力差不多，難以征服其國，而拒絕其議，撤兵回國。由此，努爾哈赤與諸貝勒、大臣的相議，事
實上是所謂“賢君”傾聽群臣建言，並不是由諸貝勒議處諸事，最後的決定權掌握在英明汗努爾哈赤手中。
現在根據汗諭的規定，事情就發生了重大變化。一則軍國大政必須由新汗同八和碩貝勒共議裁處，不能由汗一人決定。再則即任的汗與八貝勒的共議，是在汗由八貝勒任置而且必須聽從八貝勒意見的條件下進行的，新汗若拒絕八貝勒的話，八和碩貝勒可以集議以後將他罷免，另行任置服從八貝勒旨意之人為汗。因此，這種集議，就是八貝勒和新汗共同裁處各事，並且八貝勒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和決定權，事實上是八和碩貝勒掌握了處理軍國要務的大權。
第三，八和碩貝勒擁有審判案件的權力。努爾哈赤創立的後金國、金國，十分重視審議各案。遇有訴訟，審事官先審，報諸大臣，諸大臣鞫問後，報諸貝勒，然後由努爾哈赤複審和斷案，他殺自掌握著刑法的最後裁斷案。現在汗諭規定，一切案件經審事官審問後，告訴八大臣，八大臣擬議處理意見，上報八貝勒，由八貝勒審理斷案。這樣一來，八和碩貝勒就從即任的新汗手中，奪走了生殺予奪的刑法大權。
第四，八和碩貝勒有權懲罰和任免各旗官將。努爾哈赤得知用人的重要性，牢牢地把握住了授與官職的大權，牛錄額真以上八旗官將的升降任免，必須由他批準。現在汗諭規定，八貝勒“須貶斥奸詭之人，進舉忠直之人”。這就是說，肯定奸詭和忠直的權力，歸八貝勒所有，誰忠，誰奸，不是由八旗官將自封，也不是即位的新汗欽定，而是由八和碩貝勒詳定。用誰，罷誰，全由八貝勒集議決定，即任的新汗失去了獨自任免升降官將的權力。這一點，很重要，在用人這個重要關節上，堵住了新汗與八和碩貝勒爭權的路道，否則，官將如由新汗一人單獨決定罷免升降，八貝勒無權過問，則新汗可以通過重用親信，罷革八貝勒屬人的辦法，控製重要官職，擴大個人勢力，為進一步排斥、壓製八貝勒提供條件。
第五，八和碩貝勒有權裁處八旗之間的爭執，更換與懲製凶暴、無能的個別和碩貝勒。八旗製度下的和碩貝勒，是一旗之主，權力很大，隻有開國之君努爾哈赤才能管轄各旗的和碩貝勒，才能幹預各旗事務，裁處各旗之間的糾紛，才是掌握最高權力的八旗之主。現在汗諭規定，八貝勒集議後，罷革庸懦無能的“劣王”，另立其下之子弟為王。八和碩貝勒還可以懲治“行為悖逆”的個別和碩貝勒，罰銀取物，奪其所轄牛錄諸申，甚至將其關押牢中，貶為囚犯。這就使八和
碩貝勒從新汗手中奪走了他統治八旗的權力。這一條，非常重要。比如不作出這樣明確的規則，繼任的新汗擁有“汗父”斥革和碩貝勒、處理各旗之間糾紛的權力，那樣，他就可以懲罰與己對抗或不聽指使的和碩貝勒，任用親信子侄來更換舊的和碩貝勒，審判各旗爭執時，偏袒自己及親信子侄轄領的旗分，重懲另一方。
這樣一來，用不了多久，新汗就可以把八個旗的和碩貝勒完全更換自己的人，就可以剝奪和碩貝勒主宰本旗的單獨權力，就可以成為執掌金國最高權力的八旗之主，就能徹底破壞八貝勒共治國政的製度。因此，這個規定與其擁有立汗罷汗之權樣，都是關係到確定君權，還是八貝勒共享大權的根本性因素，是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製能否實行和確定的十分重要的條件。
第六，八和碩貝勒享有“八分”的特權。持續遼沈以前，後金國的主要收入，來源於掠取的人口、牲畜和財帛。以前，這些擄掠品從原則七講，都應歸汗所得，為努爾哈赤所有，其他人員，從諸申到貝勒，都無權私取，必須由努爾哈赤賞賜。
現在，汗諭準確講到，“汗父所定之八分所得以外”，不許隱匿貪取。所謂“八分”，就是歸八和碩貝勒共有，按“八分”分配。這就是說，掠來的人畜財帛，以後不再是新汗的私產，而應歸八和碩貝勒所有，按“八分”瓜分。如果努爾哈赤不作出這個規定，即位的“新汗”完全可以引用汗父舊規，占有全部俘獲物後，將大量人丁馬牛甲胄分給自己及親信子侄轄領的旗，少分給與己不和的固山貝勒，這樣下去，各旗之間經濟、軍事實力的差別，就會越來越大，即位新汗的勢力就能迅速增強。可見“八分製”是限製君權保證八貝勒共治國政的一個重要條件。
第七，繼任的新汗與八和碩貝勒並肩齊坐，同受國人朝拜。努爾哈赤是“承奉天命養育列國英明汗”，高踞寶座，所有成員、包括親生之子和叔父、弟弟、侄子的尊貴貝勒，皆須向汗叩拜，無權也沒有資格與汗並坐。過去，擺設大宴時，諸貝勒隻能坐在地上，不能入席就坐。直到天命四年五月慶賀薩爾滸大勝設宴時，努爾哈赤才賜命與代善、阿敏、莽爾古泰、皇太極四位大貝勒以短幾，令他們坐在下麵。現在汗諭規定，即任的新汗須先向“眾叔兄”叩首，然後才登上汗的寶座，請諸貝勒與己並肩齊坐，同受八旗官將兵丁叩拜。這就從朝會禮儀上取消了新汗南麵獨尊的權力，貶低了他的權威，提高了八貝勒的地位，體現了八和碩貝勒共掌金國大權的事實，從政治上、禮儀上對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製予以保證。
以上情形，詳細地表明了，和碩貝勒擁有很大權力，金國軍政要務悉由八和碩貝勒共議裁處。當然，這並不是說繼任的新汗完全是徒有其名的傀儡。一則他是金國之汗，雖為八和碩貝勒集議任置，但他畢竟是一國之汗，其地位理應比和碩貝勒高一些。再則，新汗本身也是統治一旗或二旗的和額貝勒，有自己所轄一旗或二旗的人丁、官將、士卒做後盾，議處國政時，他既以汗的地位，又以和碩貝勒的資曆，與議各事。因此，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的製度，並沒有把新汗排除在外，新汗也有很大權力，隻不過是不能像汗父努爾哈赤那樣居高八和碩貝勒之上，掌握金國軍政大權罷了。
自從天命七年三月努爾哈赤規定了今後要實行共治國政製以後，八和碩貝勒的權力更加擴充了。他們議定八旗各級官將的功過賢劣，提出升降任免的見意，報汗批準。比如，天命八年九月，諸貝勒會議商定後，使巴克什庫爾纏稟汗，以代子遊擊呼什姆為備禦，給與漢民，使其管轄。努爾哈赤還取消了過去隻有汗處存有一個賞賜官職的檔子舊製，改為備辦八個檔子，八貝勒各有一個。這就提升了八和碩貝勒嘉懲任免八旗官將的權力。
八和碩貝勒具體裁處各種案件。一般案件，經督堂審判後，報八貝勒，由八和碩貝勒裁決。有一次，漢人王景隆誣告石城參將王之登與明將毛文龍私通書信，“督堂審理後，上奏於八王，八王審理，不實”，下令懲辦王景隆。
甚至連處理投居金國的兀魯特蒙古貝勒的重大案件，也由八貝勒判決。天命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兀魯特部奇布塔爾台吉射殺努爾哈赤嫁與他的格格，兀魯特諸貝勒說：“殺汗之親戚，帶來於我等處，我等當淩遲之。”巴都瑚副將向八貝勒彙報後，八貝勒不同意淩遲，命“以繩絞殺”。可見八和碩貝勒在刑法方麵權力之大。
八貝勒在財經方麵的權限也擴充了。天命八年規定，取帝八貝勒各遣人丁捕貂采參打牲的舊例，改為集中全部捕獲物，“按八分均分”。這是對天命七年三月汗諭規定的“八分製”的具體貫徹。同年，諸貝勒下令：出東京、海州、耀州、蓋州倉穀，賣與各路無糧地方的漢民，一金鬥取銀一兩，因“恐其不能耘田”。
存有糧穀的女真官員和漢官，將穀賣與各自地方的漢民。諸貝勒又下令，規定蒙古商人售出牛羊的價格，大牛一頭價銀 20 兩，3 歲牛 10 兩，2 歲牛 5 兩，大羊4 兩，小羊 3 兩，不許違令貴賣。
天命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努爾哈赤親自規定，若對女真宣告各事，則以“汗諭”名義下達，如果是對漢民，則以“八王之書下之”，廢了過去對漢民以“督堂”名義宣諭的製度。
這些事實說明，努爾哈赤雖然還執掌著很高統治權，但金國軍政財刑等日常事務，已由八貝勒集議，報汗準許，一般都依議而行，八和碩貝勒治理國政的權力極大增強了。
盡管努爾哈赤一向料事如神，決策果斷，但對於即位的新汗如何產生，實行什麼樣的治國製度，在這樣非常重要的問題上，他的決策卻是十分錯誤的。因為，他規定今後要實施的八和碩共治國政製，是一種倒退的、落後的製度，嚴格實行這種製度的結果是後患無窮，將致使正在興旺發達的金國陷入“分、爭、亂、弱、亡”的嚴重局麵。其中，根本的因素是“分”。
按照努爾哈赤的規定，即位的新汗由八和碩貝勒任置，沒有掌握管轄八旗的君權，不過是占有本旗的和碩貝勒而已，軍政要務皆由八和碩貝勒集議決定，因而統一的金國事實上被分解為八個獨立的小國，一旗即一國，各旗隻歸本旗的和碩貝勒轄治。每旗有自己的駐戍和住紮地區，有自己的人口，男女老少皆全，有自己的士卒、將領和由此組成的軍隊，這支軍隊完全聽從於本旗的旗主貝勒。很多年來就流傳著一句古話：“女真兵若滿萬，則不可敵”。現在，八旗有 400 牛錄，每個牛錄大致是 300 名男丁，每旗約有 15000 名男丁，平時三丁抽一為兵，有5000 名士兵，戰時三丁抽二，有萬名兵士。兵滿一萬則無敵，領有這樣一支兵強馬壯人數上萬所向披靡軍隊的旗主貝勒，能長期安分守己、心甘情願地接受即位新汗的兄長（或弟弟、或侄子）的轄治嗎？能不鬧獨立嗎？能不爭權奪利嗎？
尤其是那些驍勇善戰、足智多謀、才幹出眾、頗有雄心的旗主貝勒，能永久屈居弟汗（或侄汗）之下嗎？這時的八旗中，大貝勒代善領有正紅、鑲紅二旗，大福晉阿巴亥所生的三個兒子阿濟格、多爾袞、多鐸領有汗父的兩個旗，還可能領有暫時由杜度轄領的一個旗。這兩大集團的旗主貝勒能不爭奪汗位或金國軍政大權嗎？這是“分”的一個方麵的結果。
“分”的另一個方麵的影響是，各旗有各旗的利益，即使旗主貝勒不去爭搶汗位，那麼，在日常生活中，由於利益的衝突，總會時常發生各種爭執和糾紛，這時，各旗的旗主自然而然地要保護本旗的利益，要擴大本旗的實力，各旗之間
的爭權奪利是少不了的，一旦矛盾激化，衝突擴大，鬧得不可開交之時，說不定弟兄叔侄之間還會兵戎相見呢？“分”的第三個方麵的影響是，意見不同，在重大問題和緊要關頭時，各說各的，爭執不休，難以形成一致的意見，難以作出統一的代表金國政府的正確決定。過去，一切問題，雖有諸貝勒、大臣集議，但最終有汗父努爾哈赤定奪，責令各貝勒、大臣和各旗貫徹實行。現在，新汗沒有這個權，要事皆由八和碩貝勒集議麵議，一旦出現各位旗主貝勒爭執不下的場麵，誰來集中，誰來決定，隻好議而不決了。
簡而言之，“分”是造成災難的罪魁禍首。新汗當然不願長期遭受實為若幹獨立小國之主的其他和碩貝勒要挾，一定想模仿汗父努爾哈赤的模樣，主宰金國一切，從而必然要與其他和碩貝勒發生衝突，君權與王權之爭日趨尖銳化。與此同時，各個和碩貝勒之間，勢力強弱不一，想法也難完全統一，議處國政時，很難秉公，權勢強大的貝勒會乘機為己牟利，偏護本旗，欺淩弱小貝勒，和碩貝勒之間亦會互相傾軋。分必爭，爭必亂，亂必弱，在當時內部不穩、叛逃甚多，外部四麵皆敵，並且不久就在寧遠大敗的條件下，金國如果分解為爭吵不休、實力較弱的八個小國，怎能迎敵明國軍隊的反撲，怎能打敗蒙古和朝鮮？很有可能陷入四麵楚歌的境地。
這固然是從理論上來加以分析和推測，但也不是毫無根據的，我們可以拿天聰年間的兩件大事給予論證。
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爾哈赤去世，諸貝勒遵照“共議國政”的己亥汗諭，集議任置四貝勒皇太極為新汗，改明年年號為天聰，金國正式進入了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的新階段。
天聰元年（1627）二月，二貝勒阿敏偕嶽托等貝勒攻擊朝鮮，大敗敵軍，逼迫朝鮮國王訂立城下之盟。嶽托建議，和議既成、宜速班師，因為國中兵少，怕蒙古與明國乘機進攻。主帥阿敏堅決欲到朝鮮王京，並欲在彼地“屯種以居”，迎接妻子等來朝鮮。他又對杜度說：“他人願去者去，我叔侄二人可同住於此。”
杜度不從。若按一般國家情形，將在外，君命可以不受。阿敏是主帥，又是四大貝勒之一，同行的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嶽托、碩托五位貝勒之中，隻有阿濟格是鑲白旗旗主貝勒。現在主帥、二大貝勒阿敏決定要留準朝鮮，其他貝勒照說隻有服從的責任，不能再說半個不字了。這樣一來，必使留在都城沈陽的新汗
和金國陷入困難境地，有遭受明軍進攻丟失沈陽的險情。
這時，令八旗大臣分坐商議，“七旗大臣所議皆同，獨阿敏本旗大臣顧三台等從阿敏議。議久不決”。
在這關鍵時候，嶽托告訴阿敏之弟濟爾哈朗說：“汝兄所行逆理。汝盍諫止之。”“汝欲去則去，我自率我二旗兵還，若兩紅旗兵還，兩黃旗、兩白旗兵亦隨我還矣。”嶽托、濟爾哈朗與阿濟格等“同會於一所”，“共議遣人令朝鮮王定盟，以告阿敏”。濟爾哈朗亦以嶽托之言“力諫”，“阿敏乃從之”。
以上情形說明，這次出征的軍隊，在議處是駐紮或是撤軍的重大問題時，將帥的態度和言行，不是按職務、權力、責任、義務來定，而是按旗而定，官將隻聽從本旗旗主貝勒的旨意，不理睬非本旗旗主的大帥的命令。嶽托、碩托是兩紅旗旗主貝勒代善之子，代表父親，紅旗將士隻聽他的命令，不管主帥阿敏怎麼說。
阿濟格是鑲白旗旗主，顯然也是其弟正白旗旗主多鐸的代表，阿濟格讚同嶽托之議，這兩個白旗的將領當然惟阿濟格馬首是瞻。皇太極的正黃、鑲黃兩旗的將領，必然忠於君汗和旗主。正藍旗的將領以汗和大貝勒代善之意為準。因此，八旗大臣分別商量時，“七旗大臣所議皆同”，皆同意嶽托撤軍之議，不同意主帥阿敏的主張，隻有阿敏自己鑲藍旗的大臣，才附合他的而且。而且，一旦阿敏拒絕嶽托之議，嶽托便要甩開主帥，自輕帶領自己兩個紅旗的將士離開朝鮮，返回沈陽，其他兩黃、兩白，正藍旗的將士亦必然隨同撤兵，隻留下主帥阿敏及其鑲藍旗士卒了，這個大帥豈不是與光杆司令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