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為班勇經營西域掃清最後障礙之役，卻造成班勇以後期之名而征詔下獄。《資治通鑒》載：“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為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獲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朗得免誅，勇以後期征，下獄，免。”
這段錄於《後漢書》卷四十七《班梁列傳》的文字，可能有誤，班勇屯於柳中，應走北道，不可能遠繞南道而行。袁宏《後漢紀》稱：“勇將諸郡兵率車師六國兵自北道入。會張朗徼功，徑自尉黎入”，比較符合實際。而張朗為徼功自贖，先期受降，走的是“徑自尉黎入”即“焉耆、龜茲徑路”，這條近路由玉門關—樓蘭—尉黎（今庫爾勒一帶）過爵離關（今鐵門關）至焉耆。
張朗原先有罪，欲邀功自贖，先期受降。班勇卻因張朗誣告“後期”獲罪，結束了他在西域的軍旅生涯。東漢永建二年（127年）夏，班勇遭受誣陷，召還下獄。對漢廷昏暗，處置不公，後世治史者皆憤憤不平，《資治通鑒》胡三省注曰：“夏之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張朗先期以徼功，法所必誅，則班勇非後期也。漢之用刑，不審厥衷，勇免之後，西域事去矣。”胡注義憤，合於情理，但說“勇免之後，西域事去矣”則不盡然，班勇含冤下獄自然有礙於西域大好形勢的發展鞏固，但他已為統一大業的實現開創了良好的局麵，並顯著有力地影響了東漢後期的西域政局，也應作必要的評估和充分的肯定。在班勇聯絡諸國創建的有利形勢下，東漢重新在天山以北車師後部駐軍屯田，派員管理，包括陸續出現的戊部候嚴皓、戊校尉嚴詳等人，都在履行其職責。永建六年（131年）漢廷複置伊吾司馬屯田伊吾。陽嘉三年（134年），“車師後部司馬率後王加特奴掩擊北匈奴於閭吾陸穀，大破之。”這些史事的詳細情形，文獻缺乏記載。
在西域，班勇隻用了四年多的時間，團結爭取綠洲諸城國，再度統一西域，不僅消除了西域各地備受匈奴壓榨的痛苦，也阻遏了匈奴勢力擾害河西之憂，遠遠超出人們的預期。實際上，他不僅深諳邊情，而且有很強的親和力，團結車師前、後部和塔裏木盆地各綠洲城國，擺脫匈奴羈絆，有計劃有步驟地不斷壯大自身的實力，以柳中為基地，依靠當地力量的支持，給長期盤踞在東部天山、蒲類海（今巴裏坤湖）一帶的匈奴呼衍王勢力以致命的打擊，“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複虜跡。”塔裏木盆地諸國重歸於東漢的統轄之下。
當然，班勇進駐西域，並不僅僅限於與西域諸國及北匈奴的戰事。班勇作為一名東漢政府的官員，同時也實施了東漢政府對西域的一係列管理政策。這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麵：首先，冊封了當地少數民族首領，如公元124年（延光三年），班勇因鄯善歸附，而對其王“特加三綬”。公元126年（永建元年），平叛車師後部之後，“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同時在車師六國又“亦更立其種人為王”。其次，班勇還代表東漢政府處罰了一批反叛首領。公元126年（永建元年），進攻車師後部時，“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處斬之，以報其恥”。其後，又斬東且彌王。結果“中國兵不血刃，而遠人率服”。此外，班勇在多次戰爭中，往往采取就地征兵的辦法。此舉不僅解決了兵源問題，且“更可不勞中原之師，而糧食自足”。最後，班勇進駐西域後，還組織了屯田墾植活動，而屯田在傳播漢族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方麵，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班勇的活動和班超一樣，對於加強西域和內地的聯係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