鄯善王告急，向敦煌太守曹宗求救。曹宗因此請求朝廷批準出兵五千人進擊匈奴，以報索班之恥。但這時東漢朝廷經長期與羌人各部作戰，府帑空竭，朝廷諸大臣放棄西域的論調甚囂塵上。
時鄧太後主政，班勇姑母班昭不僅常至宮中為太後講授經史，還參與政事。由於往來頻繁，鄧太後對班家情況了解甚多。“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詣朝堂問之。”在這國家決策的高層會議上，破格參會的班勇顯示了他熟讀經典，通曉史事，能正確地總結曆史上的經驗教訓，力挽狂瀾，對種種奇談怪論，作出了有力駁斥：
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強盛，於是開通西域，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
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複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值，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複之，複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強鄯善、於闐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
從班勇這段精彩的上議裏，可以看出如下三點：
一、班勇經過其父的教導，熟悉漢朝統轄西域的過程，能正確地總結曆史上的經驗教訓，對漢武帝聯絡西域“斷匈奴右臂”的決策表示肯定，而對東漢初期，光武帝“未遑外事”，置西域事宜於不顧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匈奴負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表示了不滿和委婉地指責。班勇頂住壓力，認真分析形勢，認為恢複東漢王朝在西域的統治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首先，西域諸國役屬匈奴之後，“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早在東漢光武帝即位時，西域諸國就“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如今，自東漢王朝放棄西域，已數十幾載，匈奴對西域諸國的剝削壓榨必甚於以往。人心向漢，“思慕漢家”乃是東漢政府能夠恢複對西域統治的社會基礎。追溯往事，班超率三十六人及以後的班勇率五百人出關，都建立了卓越的功業。這是因為他們的後麵有漢朝和西域交通的願望，前麵有西域諸國脫離北匈奴與漢交通的願望，班超班勇的智謀和勇氣能夠恰當地使兩個願望結合起來，表現出一種巨大的力量。而班勇的過人之處，則是看到了這股巨大的力量。
二、班勇指出，若東漢政府堅持放棄西域，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居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設若東漢政府“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必）弱則為患微矣”。果若如此，東漢政府一則無邊害之患，二則不必因恐懼而盡閉河西之門，斷絕與外界交往聯係的一條通道。同時，班勇又指出以往政府管理西域之時，必將派駐官吏，如此，一可“為胡虜節度”，管理西域各國，並共同反抗匈奴侵擾；二可“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調和各民族間的關係，使其友好相處。
西漢以來，社會穩定，中原農業生產水平迅速提高，如《漢書·西域傳》所雲：“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疆盛”，擁有強大經濟實力的漢朝統轄西域，“無取於彼”，並不向當地收取租稅以貢獻朝廷。相反漢廷為西域事宜要開支大量費用，直至東漢財政困難時每年仍需撥付“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成為一項沉重的負擔。而匈奴視西域為物資供應之府庫，“賦稅諸國，取富給焉”，殘酷榨取，遭到綠洲人民的普遍不滿和反對，“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值，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因此西域諸城國“思樂事漢”，“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他認為在匈奴嚴重壓榨下，諸國皆懷憤怨，而樂於接受漢朝統轄。班勇自幼在西域長大，深諳邊情，體恤當地群眾的疾苦和要求，對形勢能作出切合實際的判析。他深知西域各綠洲城國皆“思漢威德，鹹樂內屬”，故屢請漢朝派遣都護，後所以發生禍亂，乃因某些官吏（如任尚之流）施政苛察、侵擾百姓所致。他注意西域各族群眾的合理訴求，為使社會穩定，廣大人民安居樂業，正告朝廷必須糾正西域某些官吏之不當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