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超接到命令後，便收拾行裝，準備回國。朝廷派當時擔任戊校尉的任尚接替他做西域都護。辦完了移交手續，任尚對班超說：“班都護在西域30多年，如今由我這個沒本事的人接替您，我感到責任很重，而我自己的見識短淺，請您多加指導。”（“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
）。班超低頭沉思了許久，這才語重心長，道出一番經典名言：“吾年老失智，而任君屢當大任，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來此撫馭，他不足慮，隻性太嚴急，還宜少戒。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班超的意思是說：“我現在年紀大了，頭腦不靈活了，任都護多次擔當重任，哪裏是我班超所能比的呢！實在不得已，願意給您說幾句很愚蠢的話。在塞外的官兵，本來就不是很正派的人，都是因為犯了罪才被遷徙和補充到邊疆屯田的。而西域民族的心像鳥獸一樣，難於順從，容易反叛。你性情嚴厲急躁，要知道水清就沒有大魚了，你管得太嚴了，就得不到手下的擁護。簡單容易的小事應少管，一般的小錯要寬大處理，堅持大方針就可以了。”
這便是班超的半生經驗之總結——所謂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為政者越是處於錯綜複雜之陌生環境，越是麵對良莠混雜之特殊人群，就越要分清主次矛盾，懂得適當進行妥協。因為隻有懂得妥協，才能達到真正的和諧。其實這世上很多事兒都是這樣，都要講究一個平衡、講究一個中庸，切切不可走向極端。班超從不給敵人留後路，但對於可以爭取或需要團結的力量，卻總在原則之下留給他們一定的空間，從而海納百川、融彙貫通，使自己常立於眼觀全局之戰略高度，這就是一個指揮官的心胸與魅力所在。
何況，西域都護以一幫非凶即惡的充軍罪犯，羈縻一堆叛服無常的異域城邦，對士卒什麼態度，對蠻夷什麼態度，都得好好斟酌。尤其麵對五十多個情形迥異的西域國家，更得分別依據其狀況性質、及與漢朝曆史之淵源，善用其間矛盾與利害之錯綜關係，加以分析判斷，高屋建瓴，戰略布局，方可從容執行。總之，在這個位置不僅要具備軍事素質，更要具備政治素質與外交素質；有時得大開大合的軍事立威，有時又得細致謹慎的外交溝通，平常還得寬容靈活的人性化管理，凡此總總，通通是處事峻急而性格暴躁的任尚所欠缺的。班超卸任前的這番提醒與告誡，可謂金玉良言。
班超離任後，任尚對自己的親信說：“我還以為班大人有什麼絕妙的辦法治理西域，從他所說的來看，實在一般得很。”但這些話是班超在西域多年總結出來的精華，也是他事業成功的訣竅，可是任尚卻聽不進去。自負之人，往往瞧不起平常的事物，看似著眼點很高，其實好高騖遠、華而不實。任尚就不明白，這世上所有奇策，都源於日常工作的觀察積累與分析整理。所謂欲速則不達，其實政治與武功一樣，都沒有速成之法的。任尚遠沒有班超那樣超強的素質與膽略，卻追求安西速成之法，於是過分自負，急於求成，對手下將士與西域諸國一味采取高壓政策，終喪軍心民心，導致大亂爆發。兩年後，公元106年九月，西域多國密謀聯合，圍攻西域都護府，任尚落荒而逃，被征回洛陽問責。朝廷隻得再派大軍，好不容易平定叛亂，但亂源已經種下，到第二年六月，漢軍實在待不下去了，隻得又撤出西域，北單於殘部之勢力趁機進入天山，重新控製車師地區，從此絲路再次斷絕，史稱“三絕”。這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