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淩晨，根據昨晚會議安排，我們對空射擊約半小時，將子彈全部打光，天也逐漸亮了。這時朱副營長命令一連打開鐵絲網。約過半小時，三輛插著紅旗的吉普車向我們駐地開來，車拐彎開到銀行大樓後門停下，從車內走出十餘名解放軍。幾個戰士持槍守在車旁，另幾個幹部模樣的由朱副營長帶路往樓上走去了。這時我們這些當兵的才猜出了個一二。半小時後，鄭洞國和副參謀長楊友梅等人下樓，坐上吉普車就走了。
再據當時天津《民國日報》駐長春特派記者兼上海《新聞報》特派記者楊治興，《在鄭洞國將軍身邊——特派記者隨軍采訪見聞》的回憶：
為了說通鄭洞國，史說又讓我下午再走一趟中央銀行，我爽快地答應了。我走進銀行三樓鄭洞國居室的外間，適逢吉林省政府辦公室主任、鄭先生的內弟陳少甫和侄子鄭安寰在座。他倆告訴我：“鄭先生要自盡，枕下有手槍，要設法把他的手槍拿出來。”我對他們說，待把鄭引入另一房間，陳可趁機將手槍拿走。
我走進鄭的居室見鄭躺在床上。鄭見我進來，便坐起身來和氣地和我握手。這時，崔垂言在鄭的房間裏悶坐，我眼噙淚水要求鄭單獨和我談話。他同意了。鄭洞國下床領我來到隔壁另一房間。鄭倚牆而立，我麵對他，雙方表情都很嚴肅。我告訴他新七軍已與解放軍進行談判，並達成放下武器的協議。我說新七軍並沒有背叛他，實在突不出去，不能做無謂的犧牲。我勸他，事已至此，要有完全之計，不能不為他的十萬部下著想，也不能不為自己著想。我還對他說，新七軍讓我來陪您到軍部去。鄭回答說：“新七軍投降，是他們自己的事，由他們自己去做，讓我投降辦不到，事已至此，隻有戰到最後了。”他又說：“我不能對不起草字頭（指蔣介石）。”我反問他：“他何嚐對得起你？而今死守長春拖住解放軍南下衣襟的作用早已失去，他哪裏想到你。杜光公（指杜聿明，當時杜在沈陽有電給鄭，設法派飛機把鄭接出去。鄭回電：大勢已去，一切來不及了，隻有恪盡職守，來生再見）還在想蔣介石派飛機救你出去。蔣哪裏想救你出去啊！”鄭感慨地說：“作為軍人，我焉能失節！”我對他說：“桂公，你犧牲了，現在你的兒子和我們這些人會哭你，但到了你孫子那輩，恐怕就不會哭你了。因為中國曆史已經改變了，我希望你要靜思細想啊！”鄭聽了我的話，低頭不語了。我見他既不言語，又不作剛硬的表示，雙方默立了一陣子。我告訴他新七軍已放下武器，解放軍對中央銀行已嚴密包圍，他的一個特務團絕對突不出去。我接著對他說，解放軍一定請你放下武器，走向人民，中共方麵周恩來給你發來電報，請你“不負黃埔之初衷……如一轉念即當以起義相待”。鄭的態度稍有緩和。我又告訴他為了照顧他的顏麵以及考慮他留在南京、上海、湖南等地的家眷安全，已通過沈陽通訊兵司令部的電台轉發南京、上海、平津各報新聞專電，報道“長春國軍正做最後巷戰，共產黨軍隊已攻入市區內，雙方正短兵相接，鄭洞國將軍下落不明，有雲在突圍中壯烈犧牲”。鄭握了握我的手，轉身回到他的房間。我送他進屋後，轉身下樓，想返回新七軍軍部去，正好遇到鄭洞國的親屬，他們低聲告訴我，鄭枕頭下的手槍，已被拿出來了。
我回到新七軍軍部後，得知新七軍參謀長龍國鈞已同兵團副參謀長楊友梅和參謀處長郭修甲，背著鄭洞國，正在與解放軍進行談判。
……10月21日黎明，我聽到銀行大樓方向傳來一陣陣槍聲，之後很快便得知談判成功的消息！在解放軍的同意下，困守在中央銀行的第一兵團鄭的特務團向空中鳴槍片刻，假做抵抗的表示。隨後，兵團部全體官兵放下武器，向解放軍投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