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蔣介石派飛機來轟炸，當空軍向我聯絡時，我告訴他們：“現在轟炸已無意義，徒使老百姓遭殃，我的意見還是停止轟炸罷。”
18日早晨，新編第七軍的參謀長龍國鈞來見我，他說：“新編第七軍官兵已決定放下武器，解放軍已經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生命財產的安全，希望司令官和我們一道行動。”我說：“你們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們已決定放下武器，那麼，你們幹你們的，我幹我的好了。”龍無可奈何地離開了我。當天下午新編第七軍放下武器。到了此時，我已感到山窮水盡。正在焦急中，接到杜聿明的電報，他擬請蔣介石派直升機來接我出去，問我有無降落地點。我答複他：“現在已來不及了。”但是我還不肯改變“寧可戰死，不願投降”的頑固態度。我把情況報告蔣介石，並對他表示“來生再見”。當天夜裏，我的司令部附近，仍響著劇烈的槍聲。後來我才知道，這是楊友梅和司令部的幕僚們想出來的辦法：要直屬部隊向天放槍，佯裝抵抗後再放下武器，造成事實，使我跟著他們走。第二天一早，我的司令部也就放下了武器。他們為了把我從死亡的道路中挽救出來，真是煞費苦心。現在更知道，這是共產黨的偉大政策所起的作用。我由衷地感謝共產黨對我的再生之德！
我放下武器後，受到蕭勁光司令員和蕭華政委的熱情接見，給了我優厚待遇。這是我最初所沒有料到的，很受感動！可是我卻對他們表示：第一，不願廣播；第二，不願參加公開宴會。他們希望我為人民做點事，我卻堅決要做老百姓。可見當時我的覺悟還很低。
在鄭洞國這一回憶裏，有一段應該“大特寫”的，就是他最後投誠那一幕，他說他的手下在當天夜裏“向天放槍，佯裝抵抗後再放下武器，造成事實，使我跟著他們走”雲雲，這段話，卻語焉不詳，也不無令人費解之處。不過在他另一篇回憶——《困守長春始末》（鄭建邦、胡耀萍整理）裏，對他的心態，卻有了較多的陳述：
19日上午，新七軍全體官兵自動放下了武器。在這前後，包括地方保安部隊在內的國民黨駐長春的各部隊，也相繼向解放軍集體投誠。隻有兵團特務團還據守在中央銀行大樓內抵抗，成了解放軍重重包圍中的一個小小的孤島。
此時真正是山窮水盡了。我見大勢已去，遂將全部情況向東北“剿總”做了彙報。沒多久，我接到剛剛被蔣先生由徐州“剿總”重新派到東北，收拾殘局的杜聿明將軍打來的電報，他擬請蔣先生派直升機接我出去，問有無降落地點。我懷著既感激又沉痛的心情答複他：“現在已來不及了，況亦不忍拋棄部屬而去，隻有以死報命。”到了這時，我還是沒有改變“寧可戰死，不願投降”的頑固態度。
20日這一天異乎尋常地平靜，解放軍並未像我預料的那樣攻打中央銀行大樓。實際上，楊友梅將軍和我身邊的高級幕僚們，已背著我暗地裏與解放軍接洽了，那時我待在房間內心灰意冷，萬念俱灰，隨時準備犧牲，並未注意到他們的行動。
10月20日夜11時，我給蔣先生拍發了最後一封訣別電報：大意是“10月19日下午7時親電謹呈：職率本部副參謀長楊友梅，及司令部與特務團（兩個營）全體官兵，及省政府秘書長崔垂言共約千人，固守央行。於10月19日竟日激戰，斃傷匪三百人，我傷亡官兵百餘人。入夜轉寂，但匪之小部隊仍繼續分組前來接近，企圖急襲，俱經擊退。本晨迄午後5時，僅有零星戰鬥。落暮以後，匪實行猛攻，趁其優勢炮火，躥占我央行大樓以外數十步之野戰工事。我外圍守兵，均壯烈成仁。刻僅據守大樓以內，兵傷彈盡，士氣雖旺，已無能為繼。今夜恐難度過。緬懷受命艱危，隻以德威不足，曾部突變，李軍覆滅，大局無法挽回，致遺革命之羞，痛恨曷已。職當凜遵訓誨，克盡軍人天職，保全民族氣節，不辱鈞命。唯國事多艱，深以未能繼續追隨左右，為鈞座分憂，而竟革命大業為憾。時機迫促，謹電奉聞。職鄭洞國10月20日23時親印”。
發完電報，我和衣躺下。